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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于高层多次强调教育减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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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上海报刊文摘读到摘自《党史博采》第1期一文《毛泽东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教育“减负”

》。

此文回顾：1950年、1951年毛泽东先后两次写信给当时的教育部长马叙伦，“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

1957年毛泽东在与7省市教育厅（局）长谈话中提出：“课程不要那么多，那么高，要砍掉一半，只要八门就行了。”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肯定了教育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对学制、课程、教学方法等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学制可以缩短”，“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近视眼成倍增加。课程门类也太多，学生不能读课外读物。没有娱乐、游泳、运动的时间，怎么能行呢”，“课程可以砍掉一半”。邓小平也对此表示认同：“学生紧张得不得了。我在家时，小孩子说，门门五分没有用。课程过多，学生不能独立思考，读死书。”

１９６４年7月3日，毛泽东在看了《北京师范学院一个班学生生活过度紧张，健康状况下降》的材料后，给当时的中宣部长陆定一写了一封信说：“学生负担太重，影响了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

２

读到这些，颇有感慨：为何当时毛主席多次要教育“减负”，直到今天中央高层也还在强调的教育减负，却一直都未能落实？

毛主席当年说教育要减负的那一代人，现在已经多是爷奶了。现在的爷奶、当年的孩子们，也可以比较一下当时的学习负担，与今天孩子们的相比，是轻还是重？恐怕是还要轻得多！

当年毛主席说要“砍掉一半”、“砍掉三分之一”的课程，今天应该“砍掉多少”？

３

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一直被要求“减负”，但实际上一直还都存在停不下的“加码”现象，这原因究竟在哪里？值得深究。

恐怕应该说，只有找到“根源”，才能“釜底抽薪”，才能真正解决这个其实在中国周边国家、地区（韩、日等），教育上都存在的现象。

４

可能要说，这里有观念问题需要改变；但更有科学有效的制度设计的需要，并有以制度形成良性机制的需要。

或许要说，中国周边国家、地区（包括韩、日等历史上中华文化影响较大地区），都对后代教育重视，与中华文化传统有关，本不错也应该和必要。

但重视也会世俗成“书中自有黄金屋”，再加上世俗“人之常情”的攀比心理等作用，而进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由于“高度”重视走向“过度”，并过于看重教育的书面而非实际能力的证明——“文凭”。

同时，现代科技使“知识爆炸”，也助推了教育的不断“加码”，忽视了“循序渐进”、因材施教、“为用施教”。

应该看到，人类的后生们对知识的接受能力，并没有因为“知识爆炸”而“接受能力爆炸”。这就出现了为“争先恐后”、为跟上“知识爆炸”而“灌输”、“拔苗助长”……

而毛主席１９６４年就指出：“学生负担太重，影响了健康，学了也无用。”邓小平同志也表示认同的：“学生紧张得不得了。我在家时，小孩子说，门门五分没有用。课程过多，学生不能独立思考，读死书。”对今天也还有切中之处。

不过，就人的观念而言，其实，存在决定意识。教育的制度、机制，社会的现实，影响和决定人的观念。例如，在战乱或非平和环境下，人们也会出现“读书无用论”。和平环境下人们普遍对教育的重视、期盼，与非平和环境下有不同，正说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观念。

从这个角度看，可能要说：必要、科学而非“世俗”的顶层制度设计，会产生良性的、有利于提高人的素质和人才培养的机制，也会形成一种社会“存在”，其对人的观念的影响，也是巨大、重要、必要的……

因此，对“教育减负”这个难题，可能要说，有观念问题需要改变；但更有科学有效的制度设计的需要，并有以制度形成良性机制的需要。

陶文庆（文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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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毛泽东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教育“减负”》　　

毛泽东一生中曾创建和主持过学校。1921年底，已经是共产党员的毛泽东在填“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时，在“终身欲研究之学术”栏中，郑重地填写了“教育学”三字；在“终身欲从事之事业”栏中，填写了“教育事业”。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在作自我批评时说：“我没想到我会当共产党的主席，我本想当一名教书先生，就是当名教书先生也是不容易的呢！”甚至直到晚年，他只接受一个称号：导师。他说：“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对教育领域关注颇多，其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

健康第一，学习第二

毛泽东一贯强调课程、教材必须精简。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批评学校课业重，挤了政治，害了学生身体。1950年、1951年毛泽东先后两次写信给当时的教育部长马叙伦，“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1953年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教育问题时，毛泽东又指示：要注意学生健康。同年6月30日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提出要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身体好仍然位列榜首。

1957年毛泽东在与7省市教育厅（局）长谈话中提出：“课程不要那么多，那么高，要砍掉一半，只要八门就行了。”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这年8月，教育部连续发出两次通知，要求精简中学历史、地理、物理、生物，小学语文、历史、地理7门学科教科书，精简过难的、次要的、头绪过多的教材。不过，仍然加上了不打乱学科系统的前提。

后来，在一系列重要会议上，如最高国务会议（1957年10月13日）、南宁会议（1958年1月11日）、成都会议（1958年3月22日）、汉口会议（1958年4月6日）等，毛泽东都要“谈谈教育问题”，不断给教育系统施压，最著名的当属1964年的春节谈话。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到会的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康生、郭沫若、林枫、杨秀峰、蒋南翔、张劲夫、陆平、朱穆之、陈叔通、黄炎培、许德珩、章士钊。他们中既有政府官员，也有学术界元老前辈，还有北大、清华等高校的负责人。座谈会上，毛泽东肯定了教育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对学制、课程、教学方法等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学制可以缩短”，“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近视眼成倍增加。课程门类也太多，学生不能读课外读物。没有娱乐、游泳、运动的时间，怎么能行呢”，“课程可以砍掉一半”。邓小平也对此表示认同：“学生紧张得不得了。我在家时，小孩子说，门门五分没有用。课程过多，学生不能独立思考，读死书。”

推崇自学

毛泽东倾向和推崇自学，强调自由的、平等的教育和学习模式。他说孔夫子“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哦，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卖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

1964年3月，毛泽东对北京铁路二中校长魏莲一的来信批示说：“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

同年7月3日，毛泽东在看了《北京师范学院一个班学生生活过度紧张，健康状况下降》的材料后，给当时的中宣部长陆定一写了一封信说：“学生负担太重，影响了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如何，请酌。”

事实上，从1950年到196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部根据毛泽东“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的指示，落实所有教科书要“少而精”以免学生负担过重，以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要求，多次下发专门文件。规格不可谓不高，密度不可谓不大，但效果一直不理想，尤其是在课程和教科书的精简上，并没有达到毛泽东提出的要求。时至今日，仍值得我们深思。

1965年8月，人民教育出版社根据中宣部指示暂停十二年制教科书的使用，继续修改至次年上半年。只是，此时形势已是风雨如晦，“文革”将要来临了。

（摘自《党史博采》第1期 作者 陈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