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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要育好用好乡土人才，又要引进一批人才，有序引导大学毕业生到乡、能人回乡、农民工返乡、企业家入乡，帮助他们解决后顾之忧，让其留得下、能创业。

　　新京报贝壳财经讯(记者白金蕾)3月4日至3月11日，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在京举行。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常委、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对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谈到了他参与的民进组别提案《关于强化乡村经营性人才制度和体系化培养，提高集体和农民收入的提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离不开人才这一核心要素，必须要破解人才瓶颈的制约。”张颐武对记者说。

　　近年来返乡创业规模逐步扩大，2020年全国各类返乡入乡创业人员达到1010万人。随着一二三产的融合，乡村经济空间不断拓展，乡村经营性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强烈。2020年以来，浙江、云南、天津等地还陆续发布面向全国招聘农村职业经理人(俗称“乡村CEO”)的公告，鼓励本土和返乡人才从事专门的乡村经营性工作，发展乡村产业，提高集体和农民收入。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之一的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2022年荣获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称号，该县在总结共富乡村建设经验时也特别指出，培养乡村经营性人才、聘用乡村CEO是其中的关键之一。

　　张颐武告诉记者，很多乡村经营性人才，特别是土生土长的本乡本村年轻人，缺乏与市场、与城市资源的连接能力，难以建立可持续的连接渠道。“一些在外面打过工的返乡创业者，见多识广，有一定的经验，但缺乏整体的市场认知，基本的金融、经济学等知识匮乏，面对外部市场，明显力不从心。”张颐武坦言。同时，城市的职业经理人又普遍不愿意到农村去。

　　张颐武指出，乡村经营的培养无法仅依靠行政手段来完成，相关的全国性培养体系也仍是空白。经过与首期培养的50名“乡村CEO(首席执行官)”进行交流，他发现“乡村CEO”们面临着众多实际困难：很多年轻人在进入复杂的乡村社会和行政社会后，发现平均主义是乡村社会的基本逻辑和基本社会秩序维持方式，而乡村经营性人才引入的现代公司治理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打乱了这个秩序；职业身份模糊、个人待遇难以保障也是很多乡村CEO需要直面的问题；部分乡村经营性人才因缺乏社会关系网络来引进和拓展资源，难以实现产业振兴和共同富裕。

　　基于此，他建议鼓励地方政府在制订乡村振兴规划时，纳入聘用、评估、激励乡村经营性人才的系列制度，为本土和返乡人才创造更有利的政策环境和工作氛围。“政策的导向，要能提高乡村经营性人才的工资待遇、社会保障政策，为乡村经营性人才提供更为有利的政策环境，确保人才留得住。”张颐武说。

　　不同于乡村治理人才，乡村经营性人才缺乏的问题很难通过行政化制度来解决，需要借助市场的力量。应引用市场化的人才聘用、评估制度，确保人才引得来。应提高乡村经营性人才的工资待遇、社会保障政策，为乡村经营性人才提供更为有利的政策环境，确保人才留得住。应加强对乡村经营性人才的宣传力度，让更多的乡村认识乡村经营性人才的重要性，帮助人才顺利开展工作。

　　此外，他还建议建立全国性的乡村经营性人才的培养教育体系，提升乡村经营性人才培训的系统化，重视提升乡村经营性人才数字工具使用能力。“应重视对乡村经营性人才进行知识、能力、技能的系统化培训，特别是针对乡村经营性人才的数字能力短板，国家应出台政策，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发挥市场主体的数字技术优势，开展数字工具培训，提升乡村经营性人才利用数字化工具的能力。”张颐武说。

　　乡村振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2018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破解人才瓶颈制约”。2021年以来，《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十四五”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发展规划》等国家层面的政策法规密集公布，均把促进人才下乡、回乡作为实现乡村人才振兴的重要途径。202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既要育好用好乡土人才，又要引进一批人才，有序引导大学毕业生到乡、能人回乡、农民工返乡、企业家入乡，帮助他们解决后顾之忧，让其留得下、能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