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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中的鸟兽草木》（刘敦愿著，郑岩编）近日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刘敦愿（1918—1997），湖北汉阳人。山东大学历史系、中文系教授。知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美术史学家。刘敦愿先生在投身古代美术方面研究的同时，写过很多关于古代动植物题材的文章，这些文章如沧海遗珠散落在刘敦愿先生学术的一生。

本书编者、刘敦愿先生学生郑岩教授表示，“先生通过描述图像的风格，剖析其意涵，来推想古人对自然资源的认识、改造与利用，复原彼时的生态环境与社会生活，追踪古族的征伐与迁徙，再现悠远的宗教礼仪与信仰，呈现出考古材料多方面的价值。”《澎湃新闻·古代艺术》节选书中《夜与梦之神 ——鸱鸮》这一篇章予以刊发。

枭，俗称猫头鹰(图1），古名鸱鸮（音chī xiāo），也简称为鸮或鸱。在中国，长期以来，枭被认为是形貌与声音都很丑恶的不祥之鸟，因而表现在古代花鸟画方面，从不见描绘，陶瓷、刺绣等工艺品与民间艺术也不用作纹样母题。到了近代，尽管科学研究证明枭类是捕鼠能手，是应加保护的一种益鸟，但传统的迷信思想，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日益丰富起来的地下出土资料改变了人们的观感，考古发现证明在远古的岁月里，事实并不是这样。在公元前第二个千纪的后半叶，在商代晚期（殷墟文化期）以及西周初期的艺术品中，枭类题材是很盛行的，无论是写实的雕塑艺术品，还是以青铜器为主体的装饰艺术品，大多制作精工而造型优美（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从中汲取有益的营养，作为艺术创作的借鉴），反映出枭类在中国古代曾受到人们的崇拜与喜爱，同后世那种对它的鄙视与厌恶，形成强烈的对比。这个问题很值得探讨。

图 1 各种猫头鹰

一

枭类题材艺术作品的丰富与优秀，与中国古代的宗教崇拜对于夜禽的重视有着密切的关系。

猛禽是食肉的鸟类，其中昼禽如鹰、隼、雕、鹫之属，它们的性格鸷烈，姿态矫健，回翔天际，搏击迅猛，为大自然增添壮观，予人以深刻的印象。因此，自古以来，在文学、艺术与宗教崇拜中，世界性地受到重视，直到今天还是如此。至于其中的夜禽枭类就不然了，由于其形貌奇特、鸣声难听，又在夜间行动，相形之下就不那么受到重视，甚至还招致人们的厌恶，引发一些误会与反感。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能察觉到的事情。

虽说如此，但由于时代的不同，民族与地区的不同，宗教崇拜与风俗习惯也有所不同，况且人们对于某些动物的好恶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的，情况十分复杂。

猛禽中的昼禽，在中国古代也曾受到过赞美，例如《诗经 ·大雅 ·大明》描述商周之际武王伐纣时的情景说：

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

《小雅 ·采芑》形容西周时期，元老方叔出征猃狁、荆蛮的军容时说：

（鸟穴）彼飞隼，其飞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车三千。

但是，在中国古代并没有把鹰隼之类的猛禽加以神圣化，也许因此之故表现在艺术上，明确可以确认是鹰类的作品屈指可数。陕西华县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出土过鹰形的陶鼎（图2），躯体扩大作为容器，粗壮的双足与下垂的尾羽构成鼎足，泥丸贴成双目，炯炯有神，美观与实用结合得很好，应是中国最早的鸟尊；实用之外，有无宗教方面的含义不详。新石器时代晚期，可能属于典型龙山文化的一批刻纹玉圭与透雕玉佩中，一再发现关于鹰的描绘——雄鹰昂首向天，钩喙上指，两翼微敛，双足向外分张，趾爪刚劲有力，英姿勃发，予人以深刻的印象；因系传世品，不知出土地点，因而时代暧昧不明。后来有了日照两城镇玉锛的发现，用作对比参订，学者们认为应是龙山文化系统的遗物，并与鸟图腾崇拜习俗有关，影响及于商周时期（图3）。这一“假说 ”虽然还缺乏旁证，但东部沿海地区在特定的时间内，曾流行过对于鹰的崇拜，这种可能性却是存在的。不过在商代与西周青铜器中，无论是鸟纹还是鸟尊中，可以明确指为鹰隼的几乎没有，只在玉器中多少有些体现，可见这一崇拜已逐渐消失掉了。春秋晚期青铜器中，曾发现一件制作精工、结构灵巧的鹰尊，从这个铜器铭文 “子乍（作）弄鸟 ”来看，制作目的显然是为了观赏，而与宗教崇拜无关，此外还发现过一些鹰首壶，性质想也相近（图4）。至于西汉时期的绘画艺术中，如河北定县出土的金错车饰图像中，曾见到野生状态的鹰；山东汉画像石艺术中所描绘的，则都是驯服了的鹰，只是狩猎场面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那就更没有什么神秘的意味，在艺术表现上也显得缺乏精彩。

图 2 黑陶鹰鼎

图 3 ?先秦时期的鹰形玉器

至于作为夜禽的枭的情况则大不一样，有关的艺术品数量的丰富有些出人意料。最早的艺术品也见于仰韶文化时期，陕西华县出土了鹰鼎之外，也出土了枭头陶塑。这件陶塑作半球形，双目向前，并有羽毛构成的眼盘，划出耳孔，以锥刺纹表示褐色羽毛上的斑纹，枭的特征鲜明，表现手法简练（图5）；河南陕县庙底沟出土的仰韶文化时期的陶塑鸟头，双目圆大，深深凹入，左右并列，所表现的似乎也是枭（图6-1）；辽宁阜新红山文化遗物中，发现小型玉饰中有刻作飞翔状的枭（图6-2）。由此可见，猛禽中的夜禽，也与昼禽一样，在中国史前时期便已受到人们的重视。

图 4 春秋晚期“子乍弄鸟”尊 美国弗利尔博物馆藏

图 5 史前时期的鸮形陶塑

图 6 史前时期的鸮形陶塑和玉饰

在此之后很长的一个阶段里 ——新石器时代晚期与青铜时代早期（二里头文化期），以至商代早中期（二里岗文化期），情况不详。

到了商代晚期（殷墟文化期），以青铜器为主体的装饰艺术蓬勃兴起，其上的纹样以动物题材最为丰富，主要是鸟、兽与爬行动物，个别的还有昆虫。鸟类中，枭类题材特别丰富，凤鸟反而很少，如上所言，明确可以指定为鹰类的几乎不见。枭的形象，无论是写实的，还是装饰性的，特征都非常鲜明突出 ——双目向前，并有圆大的眼盘，耸立在头上的毛角（枭类有长耳鸮、角鸮，也有无角的，但都有眼盘），与其他鸟类极易区别。其中少量的是白石雕刻与小型玉饰，最多也最精美的是青铜器上的装饰 ——塑作枭形的鸮尊与镂刻在各种器皿上的鸮纹。这类青铜器的出土，大多因盗掘关系而不知出土情况。近年来安阳殷墟妇好墓的发现，由于随葬品保存完整，给予我们十分深刻的印象。其中，大型鸮尊，通高在 46厘米左右的即有两具（图7）；虎与鸮两种纹样组成的圈足觥一对；汽柱甑形器与偶方彝上都饰有侧面形象的鸮纹；刻有鸮纹的石磐一件；可以明确定为鸱鸮的玉雕小件装饰品，就有 6件之多。一墓之中枭类题材的艺术品能发现如此多的数量，这种题材在当时的盛行，由此也就可以窥见一斑了。

图 7 河南殷墟妇好墓大型青铜鸮尊

商代晚期的青铜器，种类与形式众多，结构复杂，纹饰内容丰富，处理技巧多样化，可以说是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而且给予当时的其他艺术，如雕刻、书法以及白陶、象牙、骨器、木器等工艺品以重大影响。但是，青铜器纹饰虽说丰富，然而又不是包罗万象的，其中的动物，现实的与神话的，也不过是有限的十几种或几十种，显然是有所选择的。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大多是礼器，也就是 “宗庙重器”，其上的纹样都具有神圣的性质，不同于一般；枭类题材在青铜器上不厌其烦反复出现，显然具有特定的含义，不过这种含义究竟是什么，史无明文，还有待我们进行探索。

二

商代有关枭类题材的艺术品，表现形式是多样化的，有立体的雕塑，也有平面的镂刻，有的比较写实，而绝大部分装饰性非常浓厚。实际上这两种装饰方法与艺术风格往往交错运用，情况相当复杂。

白石雕刻的鸱鸮，安阳西北冈商代晚期大墓曾发现一件，通高32厘米，背后有一凿槽，大约原作柱础之用（图8）。这类白石雕刻还发现有坐虎、卧牛、蟾蜍与人像，只出土于殷墟宫室与西北冈王陵区中，数量极少。

在殷墟还出土了一件陶塑的鸱鸮，通高 20余厘米，黑色，躯体简化成几何形体，而头部则是写实的，背部有管槽，通到头部，用途不详，也是一件很难得的佳作（图9）。

图 8 河南安阳西北冈出土商代鸱鸮石雕(柱础)

图 9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鸱鸮陶塑

至于一些玉石雕琢的小品，可能用作佩饰与玩好。

最精彩的是一批青铜铸造的鸮尊，无论从雕塑艺术还是装饰艺术的角度来衡量，都是非常杰出的艺术作品。

图 10 商鸮尊 泉屋博古馆藏

图 11 鸮尊 英国维多利 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藏

鸮尊大多采取站立的姿势，利用枭颈部粗短的特点，把整个头部作为器盖，躯干作为器腹，界限置于很隐蔽的位置，双足与尾羽构成器足，结构自然而放置稳固；头颅圆浑，其上耸立毛角，大而突起的双目，衬以眼盘，更觉炯炯有神；直立的躯干，配合垂直的尾羽，简化成角状而上翘的双足，向前伸出，既增加了全器的稳定感，也使得整个形象挺拔雄健（图10）。凡此种种，都予人以英俊、猛鸷而又十分沉静的感觉，造型非常优美，完全可以纠正后世认为枭形象丑恶的成见。

鸮尊除了上述这种三足的处理方法而外，也见只塑作两足的例子（图11）。这类鸮尊的双足完全是写实的，趾爪雄健有力，不必借助尾部的支撑，便能稳固地站立，成功地处理了整个器物重心的问题（图12）。中国古代雕塑艺术中的这个问题，因青铜铸作的 “马踏飞燕 ”的出土，曾引起过广泛的重视与高度的赞赏，实际上，远在商代晚期，在鸮尊的铸作上早已做了尝试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这些鸮尊不仅非常技巧地、和谐地解决了美观与实用相结合的问题，而且保持了作为一种雕塑艺术品的完整性。尽管鸮尊全身满布刻镂深沉、种类繁多的装饰纹样，但并不因此而忽略形象的塑造、猛禽性态的刻画，从而使得整个枭形圆浑饱满，从许多角度进行观察，都可获得美观悦目的效果。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品遗留下来的为数极少，这类鸟形尊彝便成为我们推考当时雕塑艺术成就的重要根据。

商代晚期枭类题材的广泛应用，在装饰与雕塑两个方面都表现了技巧的纯熟，收到了得心应手的效果。例如有的鸮尊把头部简化为相当规整的半球体，喙部与毛角也都省略了，整个头部主要由双目与眼盘构成的两组同心圆组成，躯干缩短简化，用简单的几何形体表示出胸腹双翅的区分，并配合以明快优美的涡纹，手法十分大胆，予人的印象却非常强烈（图13）。又如，在美观与实用的结合上，不限于只用鸮尊一种形式，也常用来装饰提梁卣 ——采用两枭相背的形式，头部仍然置于器盖之上，也各有双足，尾部简化示意，形同省略掉了，保持了器的圆浑，也极为别致（图14）。这种处理方法实际上比单独塑作枭形的难度要大些，但效果同样是很成功的。

平面的装饰中，枭多采用正面的形象，即头部是正面的，而身体则分列在左右两侧，实际上就是一首两身，这乃是商周青铜器经常运用的一种装饰方法，如有的虎、牛等纹样经此处理，便好像是另一种特殊的神话动物了，但枭形象却无此感觉。有的图像由于加大了头部，使得枭特征更加鲜明，并取得童话插图般的情趣，十分亲切可爱（图15）。

少量的纹样采取侧面的形象，图像除了少数个别的之外，大都很小，作为其他纹样的陪衬，不占重要位置；有的铜觥的鋬部也往往塑作枭形，颇具巧思，也可见这类题材运用的广泛。

图 12 商代青铜鸮尊

图 13 商代晚期青铜鸮尊

图 14 商代晚期鸮形青铜提梁卣 湖南省博物馆藏

图 15 商代晚期立鸟鸮纹方斝 ?高 30.7 厘米，英国康普顿沃尼博物馆藏

把众多的图像组织在一件器物之上，并且雕刻（圆雕与浮雕）与平面的刻镂相结合，是商代晚期经常使用的装饰方法，并为西周初期的青铜器艺术所继承。这在枭类题材的艺术品上表现得相当突出。

一般的鸟尊，除了用鳞甲状的纹样表示褐色有斑纹的羽毛之外，往往用一条蜷曲的龙蛇表示翅膀，而胸部空白处填以兽面纹或蝉纹。近年发现的鸮尊有纹样非常复杂的，如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大型鸮尊（图16），头、胸、翅、足、尾各部分，都满布纹饰，或由各种纹样组成：头部鸟喙前伸，上面刻一蝉纹，双目没有眼盘，与毛角组成一个兽面，而每只毛角又是一条具有菌状角的鱼或龙，这具兽面后部空隙处，各填有一条鱼或龙；头部前半是固定的，只是后半才能开启，又是一个兽面，额上一个圆雕的鸟形纽，鸟有毛角，也应是鸮，兽面的鼻上有一圆雕的夔龙；颈部前方左右各有一条怪夔，后方又是一个兽面，器鋬的上端近颈部处又是一个兽面；胸部是一个以蝉纹为基础的兽面；双足上各有一个夔纹。这个鸮尊后部，翅与尾之间，浮雕一只小鸮，两翼横张，正在飞翔——商周时期的枭类形象，无论是作正面的还是侧面的，都是静态的，只有这一例是动态的，因此很可珍贵（图17）。从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出这件器物，总的印象是一只站立的鸮，而这只鸮又由十余个纹样构成，而且纹样之中又有纹样，内容可谓丰富极了。

图 16 河南殷墟妇好墓鸮尊

图 17 河南殷墟妇好墓鸮尊尾部小鸮拓片

妇好墓鸮尊是以各种纹样来装饰鸮的形象的典型例证，在另外场合，枭类纹样自然也可用来装饰别的一个动物形象或一件器物。商周时期觥这种酒器结构复杂，装饰十分华丽，往往集中了大量的纹样。例如一件出土地点不详、如今已经流落海外的鸟兽纹觥，全形是一只四足的羊，但仔细分析起来，又包括许多复杂的因素，如夔、龙、凤、鸮、鱼、象、兽面、人蛇组合成的图像，等等，纹样种类和数量与妇好墓鸮尊同样丰富，组织安排方法更为奇诡。其中也是以鸮纹为最多，流的前部是一只双身的鸮，首下的胸部又有一对鸮，鋬手是一只站立着的鸮，器盖与器身上还有小型的侧面形象的鸮，等等。尽管如此，鸮纹仍是居于附属的地位。

图 18–1 商代鸮虎纹觥 美国哈佛艺术博物馆藏

图 18–2 商代鸮虎纹觥(鸮在背)

但在一种鸮虎纹觥上，鸮与虎这两种纹样组织在一起，大多数情况下，虎居于主要地位，部位在前（图18-1、18-2），只有个别的鸮居于前，而虎在后（19-1、19-2）。前种情况是将虎头塑作立体的，置于器盖的前端，而躯干则镂刻在流部，鸮头是浮雕的，置于器盖的后部，躯干镂刻在器腹的后部。虎、鸮之外，其他纹样很少，这不仅是装饰方法上立体与平面相结合的典型例证，在内容上也必定具有特定含义，下面我们还要谈到。

图 19–1 鸮虎纹觥(虎在后)

图 19–2 鸮虎纹觥线图(虎在后)

图 19–2 鸮虎纹觥线图(虎在后)

图 20 河南辉县出土陶鸮尊

图 20 河南辉县出土陶鸮尊

西周初期的青铜器艺术继承商代晚期传统，铜器的种类形制大体相同，纹样也是如此，到了中期便趋于简化，鸮尊与鸮纹也从此绝迹了。到了战国末与秦汉时期，在墓葬中又发现了鸮尊与画有鸱鸮的图像，如四川青川战国秦墓出土一件无盖厚木胎的彩绘鸮壶，通高 32.3厘米；河南辉县琉璃阁西汉晚期至王莽时期的墓葬中，曾出土两件陶鸮尊（图20），形式与结构非常接近青铜的制作，过去曾有零星发现，便被误作了商代的明器。又，河南济源泗涧沟西汉晚期墓中，也出土过两件陶鸮尊，时代与辉县所出土的鸮尊相近；辽宁旅大地区的西汉墓葬，宁夏银川平吉堡西汉晚期墓葬中，也有类似的发现。绘画作品较早的是西汉前期的，长沙马王堆1号墓出土帛画与漆棺上都画有鸱鸮（图21、22）；河南郑州新通桥西汉晚期空心砖画像上，也见到鸮、鸮与虎、鸮与龟与虎三种图像，这些图像与上述陶、木鸮尊，也都与丧葬之事有关（图23）。此外，汉瓦当上居然也偶有所见（图24）。这些艺术品还存有古意，不过，这已是最后的一些发现，数量既极其微小，造型也嫌简单草率，也许在民俗学的研究上有些作用，但就艺术方面来说，就微不足道了。

图 21 长沙马王堆帛画振翅鸱鸮

图 22 长沙马王堆帛画站立鸱鸮

三

商代晚期枭类题材的盛行与艺术成就的卓越，说明中国古代曾经有过对于这种夜禽的崇拜，但是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特点，却没有留下什么系统的论述，现在只能根据枭本身的性态，结合保存于文献中的零星记载，做些间接的推断。

第一，中国古代猛禽象征威猛，与兵刑之事相联系，鹰类固然如此，实际上枭也是如此。

图 23 汉代绘画所见鸱鸮 1、3 长沙马王堆帛画 2、6 河北定县车饰 4、5 郑州画像砖

图 24 陕西出土“家”字瓦当

前面我们已经引用《诗经》中的例子，说明鹰隼的飞扬，象征军容的威猛与战争的胜利，而《诗经》在《鲁颂 ·泮水》篇中，记述西周或春秋前期鲁国战胜淮夷后献俘祝捷，对于枭类也同样做了颂扬：

翩彼飞鸮，集于泮林。食我桑葚，怀我好音。

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

在这里，鸮就是枭，认为枭鸣就是战争胜利的象征。认为枭鸣是军事吉兆的事，即使在很晚的时候也曾有过，南朝刘敬叔的《异苑》一书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凉州张重华遣谢艾伐麻秋，引师出振武，夜有二枭鸣于牙中，艾曰：“枭者，邀也，六博得枭者胜。今枭鸣牙中，克敌之兆！”果大破之。

六博是战国秦汉时期的一种游戏，今已失传，据说以 “枭 ”这种棋子之类的东西作为首彩，“得枭 ”表示胜利，大约是商代以来那种古老风俗的延续。

枭在后世依然受到一定的重视，还表现在官职名称与一般习惯用语方面，例如西汉时期有 “枭骑都尉 ”的武职。后来 “枭骑 ”“枭将 ”“枭雄 ”等词汇也长期沿用，用以表示勇猛、雄杰，并非全系贬词，都还存有古意。

战国秦汉时期的哲学著作中，往往是 “兕虎 ”并称，用来比喻威猛与危险，但是我们在商代西周的青铜器上，却常见虎与枭两种纹样共存于一器之上的现象。如前面已一再介绍过的铜觥上所见，安阳西北冈商代晚期大墓出土的白石雕刻，既见到了虎，也见到了枭；故宫博物院所藏 “西周虎鸟纹铜钟”（图25），也是虎与枭共存一器。用虎来表示威猛与危险，直到今天还是如此，而枭在一定时期，竟然可以与虎同等看待，由此也可见枭在古代地位的尊崇，枭类题材的含义必然与虎相似了。

凡此种种，都可能是一种起源古老的传统的延续，即从野蛮到文明，从原始社会末期到阶级社会初期，在军事民主主义与奴隶占有制下，战争与掠夺成为氏族贵族与奴隶主阶级的常用手段，提倡尚武争斗，“不畏兵死”，成为当时重要的道德准则，因此也必然影响到当时的宗教观与审美观 ——尊崇猛禽，认为猛禽是军事胜利的象征，因而枭类题材在商周青铜器艺术上反复出现，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图25?西周晚期虎鸟纹钟 故宫博物院藏

第二，枭类不仅是猛禽，而且是猛禽中的夜禽，这是枭类在中国古代曾经备受尊崇的另一个原因，并且很有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

古代的人，对于黑夜、梦幻与死亡这三种自然现象，既感到神秘，又认为互有联系。古代希腊人的看法最为典型，希腊神话便认为在最深的地下（也就是地狱），住着睡眠与死亡，他们彼此是兄弟，都是夜的儿子。睡眠能够在地上随意游荡，他把人抓住之后又放走，但是死亡却毫无恻隐之心，如果他抓住了人，就绝不再放走了。在中国古代，人们大约认为枭这种猛禽便是经常与黑夜、梦幻和死亡发生关系的鸟类，因而对它充满了敬畏的心理，种种有关的崇拜，也就由此而产生了。

商代的人对于夜晚大约是很畏惧的，所以卜辞中， “卜夕 ”是商王占卜的一个重要项目；以长夜来比拟身后，也是世界各地的通例。墓葬的 “墓 ”字，从土莫声，“莫 ”字就是 “暮 ”字，表示日没于草中，因此 “墓 ”字也是个形声兼会意的字。《左传》用 “窀穸 ”称呼死后，“窀穸 ”是墓穴，古注认为也是 “长夜 ”的意思。

商代晚期的铜器之所以多鸮尊、鸮卣，以及以鸮、虎为主要装饰的铜觥，还有曾发现的少量作为柱础的鸮形白石雕刻，在奴隶主贵族生活中，显然含有用来保护夜间享宴生活安全的意图；至于它们又发现于墓葬之中，除了一般的依生前的模式安排丧葬之事之外，这类物件可能又都含有镇墓兽的作用，用来保证人生 “长夜 ”的安全，与商代墓葬往往殉犬的用意相同。枭类题材的艺术品在秦汉时期，除个别的而外，都发现于墓葬之中，正见这种古代习俗延续的时间相当长久。

《尔雅 ·释鸟》中两处记载 “狂 ”这种鸟：一处说 “狂，茅鸱”，“茅 ”可能是 “猫 ”的借字，“茅鸱 ”就是猫头鹰的意思；一处又说 “狂，?鸟”，“?”是“梦 ”字的繁体，可见茅鸱又名梦鸟。枭类既然被看作梦鸟，如果不是把它看作梦之神，便是充当梦之神与占梦巫觋之间的使者。《山海经 ·大荒西经》也谈到狂鸟，“有五彩之鸟，有冠，名曰狂鸟”，但与枭类的形态毛色不符，可能是把枭类神化了的缘故。这种神化了的枭类，在商代青铜器中似有迹可寻，如有的鸮尊与鸮纹，鸟头上的毛角为一种菌状角所代替 ——这种菌状角是一种神圣的标记，常见于龙蛇的头上，也见于人首蛇身的神的头上；枭类的头上既然同样有所发现，显然不同一般。（图26）

图 26 商代青铜鸮尊

综上所言，枭类在商代曾备受尊崇，它之所以受到尊崇，当然不是如近代那样，发现它是一种益鸟应加以保护的缘故。这既是古代社会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崇尚勇武的道德观与审美观所决定的，也是由于青铜时代去古不远，生产水平依然相当低下，致使许多比较原始落后的宗教崇拜继续保留了下来，而统治阶级本身愚昧落后，对于这些都坚信不疑，同时也有意识地利用来加强神权的统治，并幻想借此为自己祈求福佑。至于枭类题材的衰落，也许与商周两族的宗教、风俗不同有着一定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宗教迷信的统治终究在削弱之中。西周中期已把枭类看作一般鸟类，不再盲目崇拜，应是思想有所解放比较正常的现象。但不幸的是，旧的宗教迷信破除了，而新的误解与成见复又代替了它，此后又把枭看作不祥之鸟，甚至是不孝之鸟，这自然同样是错误的。推寻所以如此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枭类题材的艺术品在丧葬方面运用最普遍，延续的时间也最为长久，因而被人们看作死亡的象征、种种不吉祥之事的预兆。中国古代关于枭类的好恶观，因时、因地区、因民族而有所不同，其间的差异与变化相当复杂，那已是民俗学研究范围内的事，与中国青铜时代的艺术无关，这里就不做探索了。

《文物中的鸟兽草木》刘敦愿著 郑岩编

（本文原文有注释，此次未予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