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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史有无问题，或者说存在与否、是否神话、是否为杜撰等问题，争论了百余年，不仅困扰着学术界，也对社会各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个问题的研究陷于困顿，说明可能落入了某种理论误区。

夏史研究：古今之变的考察

夏史讨论，目前所知西周前期已经开始，当时周公等人为了训诫成王进行历史比较，主要是夏、商、周之间的对照，通过三个朝代人事兴亡与天命的关系，指出人谋重于天命，历史经验更值得重视。这说明中国人很早就知道并且相信夏代的历史性存在，夏、商、周作为“三代”也成为中国人划分历史时代的界标。春秋战国以来经常有所谓“五帝、三王”之说，同样是将其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这种观念自秦汉以后流行两千多年，或发挥，或传承，一直到清代。

晚清以降形势大变，大家对夏代前后历史的看法在各种各样的古史著述中开始以“传说”“传疑”时期即不完全可信之时代的面貌呈现出来。20世纪之初，如何看待古史的可信问题，或何处是信史的开始，从而关于信史、真史、传疑、证明等问题都已提出来，而且怀疑的程度不断加深。虽然不如20世纪20年代以后那么明确，但唐虞、三代是否是事实的问题已被明确提出来，说明历史观已经发生深刻变化。随后的新文化运动、“古史辨”潮流把这一趋势进一步向前推动。从此，夏的历史性存在开始成为一个需要证明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大家逐渐接受了李玄伯的说法，这就是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即通过考古发现夏代的文物来证明其历史性存在，包括钱穆这些较传统的学者都接受了这样的认识。

1959年，徐旭生在豫西进行考古调查研究，在洛阳地区发现二里头遗址，从此揭开了以考古学方法进行夏史研究的新篇章。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的意见渐成主流，特别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一些学者都认为夏的历史性因为二里头遗址的发现而得以证实。与中国学者逐渐认可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不同，国外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并不以为然。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国内大部分学者认为夏的历史性是可以相信的，不过需要考古学提供进一步的证明。部分学者甚至认为，二里头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已经可以证明夏的历史存在，因此开始将二里头文化等同于夏文化。一些日本学者的认识也开始与中国学者的思考相接近。唯欧美大部分学者依然坚持二里头文化不能等同于夏文化。

进入21世纪，国内考古学界对二里头文化、夏文化与夏史关系的认知有了一些新变化，主要是部分学者质疑传统的“夏王朝可知论”，提倡“有条件的不可知论”。他们认可古史辨派的主要看法，并视国外一些否认夏史存在的学者意见为保守谨慎的意见。考古学促进夏史、夏文化研究不断深入，也带来总结与反思的不断增多。对于能否发现夏人的文字问题，不少人已经表示怀疑，一部分学者开始从方法上总结有关研究的得与失。另一些学者则大力提倡要与国际接轨，学习外国先进的研究方法。其他学者从各个视角进行反思的还有很多。

相关研究存在诸争议之分析

检视以上夏史有无研究的种种观点，以下问题可以提出来深入思考。

第一，几乎所有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特别是一些反思性研究论述，大都说到近世以来的研究情况。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国古人对夏史的态度，个别注意到此问题的学人也没有深入分析。大多数人的反思都是从“古史辨”运动开始的，认为“夏朝的存在被怀疑，是疑古思潮的产物”，也就是说缺乏古今对比的深入研究。

不注意夏史研究的古今之变，与讨论者很少关注晚清社会思潮的变化也相关，即忽视了夏史真实与否的讨论并不是中国学者最先开始的，西方学者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已经提出。西方史学强调通过文本的年代证明其记载历史的真实与否，以及“以物证真”历史的取向，必然会对中国上古传承而来的历史旧事提出怀疑与否认，这是最关键的。而古人没有怀疑夏及其以前的“五帝”历史，是因为这是按照中国自己的历史观来看的，懂得这些才能真正明白何以晚清中国才会出现对上古史的怀疑，这是因为接受了西方传来的历史观，夏史研究的古今之变隐含着中西史观之异的问题。认识到这一点，才有可能找到夏史有无之争的症结所在。

第二，大部分相信夏史的存在没有问题的学者，很多都回避西方以及部分中国学者提出的“字证”即确证说，以至于被认为是很不严肃的学术讨论。西方近代史学认为历史真相只有一个，也是一个整体，要么是真的，要么是假（伪）的，历史之真是不可以用百分比来衡量与断定的。与此相关的还有“近真”说，即经过人们不断探索与研究会逐渐接近历史的真实。这一说法是有问题的，仅就一百多年来夏史研究的变化来看就不能自圆其说。

第三，一些学者提出文字并非确认夏朝历史存在的“必要条件”，但又没有针对“字证说”从理论上加以系统分析与辩驳，没有从道理上说清楚何以字证说并非必要条件。古史记载要获得真正的尊重是需要重新确立其可信性地位的。

第四，如何看待“科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问题也是需要反思的。科学测试二里头遗址年代给我们的启示已表明它的相对性，即科学数据的获得也会受外在条件的影响，不是绝对不变的。然而，“字证”说者常以“科学”态度批评和否认一切。其他一些否认夏朝历史性存在的学者以“科学”名义言说的也不在少数。

两种史学观的混同与矛盾

在夏史、夏文化与二里头文化或夏代有无问题的研究中，不少人陷入了自相矛盾或理论不能自洽的认知中。这些矛盾的根源在于近世以来中西史学观念的混同，即不少研究所依托的史学观念时而在传统中国思想的认知中，更多的时候则是建立在学习外来的西方历史观的基础上，而这两种历史观原本存在巨大的差异。很多人并未觉察到这一点，因而造成了混乱与矛盾。

另一些完全按照近世学来的西方历史认知方式来看二里头文化、夏文化与夏史问题的人，必然提出文字的自我证明之要求。因为古希腊到近代西方的基本观念就是存在即被感知，不能感知到的就是不存在的。这就是希腊直至近代西方基本的历史真实观，它以柏拉图等人“在场”的或“看”逻辑为支撑点。坚持用考古发现夏代文字来证明夏之历史性者，坚持的就是这个逻辑。

基于不同的历史观产生的历史认知方式与指向是不同的，这就需要从历史学研究的实际看哪一种历史观是更可取的、值得坚持的。史学研究中不是什么揭示真相的研究才是可以相信的，而是做得比较好的才是会被取信的。置中国从历史学研究实际总结出来的历史观念而不顾，径直以西方某些预设的历史观为真理，这样做显然不可取。即便是西方，对于传统史学存在的问题之反思也没有停止过。而夏之存在与否或是否得到实证、确证的问题，明显是追求绝对真相之西方过时了的史学观念才有的问题，也是一百多年间中国人持续学习西方、长期接受西方近代学科式教育的结果，并非古代以来就是如此。

简单地说，求真史学的基本逻辑是：真的才是可以相信的，信史即真史首先必须建立在真材料的基础之上；而真材料要么被写者亲眼看到，要么是当时留下的，需要进行批判性证明；夏的可信性要得到确证就需要找到夏人自我说明的文字即可以看到的“字证”。这种求真史观说白了就是“眼见为实”，眼睛看不到的就不是真的，接续的正是古希腊史家反复强调的“目击者的证词”。它在西方持续了两千多年，20世纪中后期开始遭到猛烈抨击，形成一些人所谓的后现代潮流。

传统中国史学十分发达，史学遗产丰富多样，其对历史考据与叙述的方式方法自有完整的体系，简单地说就是众多学者一再指出的“不离事而言理”的传统、寓论断于叙事之中的史学观念、史道贯通的精神。此与西方历史与理论分而为二的情况截然不同。这是一个巨大的史学宝库，终将会为中国史学新生带来新机遇。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1期P69—P70

作者：陈立柱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摘自《中原文化研究》2022年5期，周学军摘

完整版链接：https://zywhyj.cn/Uploads/PdfFile/2022-09-26/633122593a3b8.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