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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浙大城市学院校长罗卫东。受访者供图

2022年3月4日，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罗卫东提交《关于建立健全我国国家级大数据资源的组织、技术、标准、制度体系的提案》，“建议参照国家自然资源部的相关功能，设立国家大数据资源部（或总局），统筹管理全国性、基础性、长期性的重大公共数据和战略数据资源，重点对政府公共数据进行顶层设计、统筹规划，提升联动与协同效应。”

今年3月7日，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请审议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出，组建国家数据局。

对于拟组建的国家数据局，有何期待和建议？3月8日，新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浙大城市学院校长罗卫东。

去年提案

建言被采纳，感觉自己履行了相应的责任

新京报：作为一名曾经建议组建大数据资源部或总局机构的委员，你现在是什么心情？

罗卫东：其实，在此之前我也隐约听到了一些即将组建这样一个局的传闻。3月7日下午，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肖捷在大会上作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时，看到第八项内容是组建国家数据局，我还是很兴奋的。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利用自己的调研和专业知识，对国家的发展能作一些积极的建言献策并且被采纳，是一件让人很高兴的事情，感觉自己履行了相应的责任。

新京报：去年“两会”上提交这份提案是与其他代表委员一起提交的，还是你一个人提交的？

罗卫东：这是我个人的提案，立案的案号是04368号，提案名称是《关于建立健全我国国家级大数据资源的组织、技术、标准、制度体系的提案》。

提案第一条建议是建立健全国家数据资源组织管理体系，参照自然资源部的相关功能，设立国家大数据资源部或总局。统筹管理涉及全国性、基础性、长期性的重大公共数据和战略数据资源，重点对政府公共数据进行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和科学指导，提升全国联动与协同效应，并逐步建立起覆盖省、市、县、乡镇的各级大数据管理机构，培养专业性数据治理团队。

此外还建议，强化国家级数据标准建设，加快推进国家数据资源法的制定，加大对数据治理技术的研发投入。

新京报：你何时有了提交这样一个建议的想法？

罗卫东：大概是2020年9月，我出任杭州城市大脑研究院院长。

杭州是我国第一个设立数据资源管理局的城市。围绕城市的数字治理、数字经济发展，当时我走访考察了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很多企业，发现很多问题，比如由于数据资源在各个部门间各自为政，无法实现共享。

在数据资源管理局的运行过程中，我们越来越感觉数据资源的管理、治理必须是全国一盘棋，要在更高层面、国家层面来推动。

大数据应用

用数据促进行政改革，让公众生活更便利

新京报：浙江、广东、贵州等地的大数据局已成立几年，你认为有没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参考借鉴？

罗卫东：其他省份我不太了解，浙江肯定是有的。其中最重要的经验是，用数据促进改革，即在优化行政流程过程中，依托数据来改进政务服务，比如营商环境的改善、政府补贴的发放、公众各种“急难愁盼”问题的解决等，都可以通过数据化手段来解决。这实际上是通过数据手段真正赋能，从而让公众的生活更便利。

浙江法院系统的智慧化审判是一个典型的应用场景。浙江的法院系统已实现全部无纸化，所有的文件和证据都在数字池中完成，这得益于数据共享。比如对“老赖”判决的执行，过去，法院的数据归法院，银行的数据归银行，住建的数据归住建；现在，只要涉及合同，或者审判过程中执行的问题，后台的数据全在一起了，一旦法院发出执行令，相关部门的数据全部汇总到了一起，就开始强制执行。这使得浙江的智慧化审判占比很高，一些相对常规的、标准化的案件已经无需占用过多人力来完成。

浙江近几年一直在推数字化改革。其中，省一级的综合数据统一汇集到了数据局的共享平台，打破了部门行业壁垒，拆除了一个个的数据“大烟囱”，全省的数据可以随时被依法调用。

新京报：有没有普通百姓比较常见的一些应用场景得到改变的事例？

罗卫东：有，比如交通治堵。杭州城市大脑用了一种更智慧的方式，从“拥堵指数”到车辆“在途量”，再到“延误指数”。从“数”数开始，先是“数”清城市在途的车辆数量，用“在途量”来评估城市交通承载能力。由此灵活地判断不同时段、不同路段的道路承载能力，并据此有序放宽限行政策。

杭州机动车保有量是360余万辆，但高峰期的“在途量”只有30万辆，平峰时期只有20万辆。因此，交通治堵的对象不是360万的机动车保有量，而是高峰时期多出来的10万“在途量”汽车。

由此，杭州推出“非浙A急通车”场景，依据“在途量”提升道路资源的利用率，为非浙A车辆提供通行便利。在人口净增120万、总路面通行面积因施工减少20%的情况下，杭州的交通拥堵排名从2014年的第二名，下降至2020年的第31名。

数据资源管理

对数据资源不要试图一步“管”到位

新京报：你对于国家数据局有何期待，或者有什么建议？

罗卫东：组建一个新的职能部门肯定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现在只是迈出了第一步，至少明确了国家将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处理数据资源事务。未来开展的工作还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因为数据资源和土地资源不一样，土地资源是实实在在的，本身是无法变化的，数据资源却是变幻莫测的，而且要在使用过程中才能发挥出相应的作用。

我的建议是，国家数据局先把能够涉及国家整体性、基础性、长期性的数据统起来，然后分层做，不要试图一下就把数据资源的事情全部“管”起来，那也管不过来。

另外，国家数据局的职能定位需要更宏观一点，比如数据的标准制定，以及数据的使用程序，如何更好地推动立法，甚或是条例。

至于怎么组建国家数据局，我认为可以从几个数据治理工作走在前列的省份抽调一批人手，比如从浙江、广东抽调，大家一起商量着怎么来组建这个部门，从而更好地把中央和地方，甚至基层的工作实现联动，打通分层。

这些省份在数据治理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包括数据资源局怎么组建，数据资源的权限如何确定，在这些省级数据局已经有了很多的经验和教训。

新京报：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梳理上，各地数据局的名称不统一，你觉得将来是否需要统一对应起来？

罗卫东：这个不需要“一刀切”。各省份数据治理工作的难易程度、覆盖面大小不一样，在西部地区一些地方的数据资源局不可能参照东部省份依葫芦画瓢地设立，这样就可能变成叠床架屋了。我想还是要实事求是，各地要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来设立机构。

对数据的使用管理、调动方面的权限不足，利用数据的人才队伍也没有完全组建起来，这实际上是使数据资源零碎化、低级化了，使得数据的价值贬值了。因此，也需要像对待土地、森林和水这样的重要资源统一由自然资源部进行管控和规制一样，数据资源也一样需要有一个职能部门来统一管理。 ——全国政协委员、浙大城市学院校长罗卫东

新京报记者 肖隆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