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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是放话“吸走北京上海人才”，紧接着宣布“大专可落户”，3月以来，杭州密集在“人”上做文章。

　　据当地媒体报道，杭州新引进的跨城流动人才中，有超过20%来自北京和上海，是流入最多的两座城市。消息一出，关于“杭州虹吸京沪”的讨论即登上热搜。

　　这组数据来自猎聘大数据研究院提供的《2022年杭州流入人才画像》，近一年来跨城市流入杭州的人才来源城市TOP10中，上海、北京占比分别达到18.36%、8.92%，远远超过排在第三位的南京(4.86%)。

　　不过，相较于当地媒体连续造势，区域专家在受访时提醒，“虹吸”说法并不准确——在不知道绝对数的情况下，比例不能反映全貌，更重要的是，目前京沪和杭州之间所需“人才”的标准并不一致，后者更有做大人口规模的迫切性。

　　事实上，七人普数据公布后，常住人口猛增的杭州愈发强调自己的吸引力，试图推动“人口吸引力”与“城市规模扩张”之间形成更有力的良性循环。

　　去年3月，杭州高调宣称要“争取跻身国内一线城市、全球城市第一方阵”，但受多重因素影响，杭州去年GDP被武汉反超、跌回全国第九，GDP增速1.5%、浙江省内排名最末，以至官方罕见喊出今年要“打好经济翻身仗”，与此同时，此前令其引以为傲的人口增量也不及预期——

　　根据《杭州市人口发展“十四五”规划》(后称《规划》)，2025年常住人口预计达到1370万人左右，换句话说，“十四五”时期年均增长需达到34.7万人。但实际上，2021年和2022年常住人口共计增长41.1万人，与预期目标之间的缺口高达28.3万。

　　如今，随着落户政策放宽至“大专学历”和“技能人才”，杭州能否重现上一轮“抢人大战”的辉煌？摆在眼前的，注定是一场硬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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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杭州力压深圳拿下“常住人口增量全国第一”后，不断向外发送“吸引力强劲”的信号。所以，这次落户新政甫一公布，外界还有些许困惑，“杭州缺人了吗？”

　　根据3月13日公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杭州将进一步放开学历落户，对已在市区落实就业单位的35周岁以下的普通高校大专学历毕业生，可在市区办理落户；45周岁以下普通高校硕士研究生可以“先落户后就业”。同时，技能人才落户、投靠落户、县域落户也都有所放宽。

　　不过，若进一步对比杭州近年的落户政策，则会发现这一新政更像是“回归”。

　　早在2019年5月，杭州就曾放宽学历落户门槛，明确全日制大学专科及以上人才在本地工作并缴纳社保的，可直接落户。但2021年10月，这一门槛突然又被抬高至大学本科，大专学历只能通过其他途径(如积分)落户。

　　杭州市有关部门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此前出台过针对大专生和技能人才的落户规定，但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鱼龙混杂的情况”，随后政策终止。

　　该人士称，疫情结束后各地都在抓经济发展，杭州也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有些大专生也未必比本科生能力差”，遂进一步放宽落户政策。

　　当然，杭州断不可能今时今日才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事实上，上一次放宽大专学历落户带来的“好处”，仍令人印象深刻。

　　公开报道显示，2017年武汉点燃“抢人大战”后，包括杭州在内的新一线城市纷纷向大学生伸出橄榄枝，2018年杭州人口净增量首次突破30万大关，排名全国第四，但距排名第一的深圳仍有16万人的差距。

　　随着2019年5月落户政策调整，杭州当年即以55.4万人口增量，登顶全国第一，领先深圳14.2万人，更重要的是，常住人口首次突破1000万大关，正式晋级“千万人口城市”。

　　尽管七人普数据印证了杭州在上一个阶段的吸引力，但2021年10月落户政策收紧后，人口增量出现了明显的回落趋势，2021年、2022年其常住人口分别增加23.9万、17.2万，低于2017年水平。

　　而按照《规划》说法，“十四五”前期杭州人口有较强增长势能，后期人口增长将趋缓，考虑到杭州的人口增长动力已“由自然增长推动转向城市间的人口迁移推动增长”，若2023年不能强势“企稳回升”，1370万常住人口、1100万市区人口和超大城市，都难以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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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负增长时代到来，杭州的人口增长压力，更突出体现在与其他城市的竞争中。

　　事实上，在杭州2019年调整落户政策时，武汉也同期放宽了落户要求，将凭毕业证直接申请落户的学历门槛放宽至不满45周岁的高等学校专科生。

　　不同于杭州一度收紧，武汉专科落户的政策延续，在2020、2021年连续两年实现人口超百万的增长。若按住建部公布的《2021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武汉2021年城区常住人口1093.84万人，已达到超大城市标准，同期杭州为993.18万人，距离超大城市尚有差距。

　　与此同时，杭州维持了短短两年的GDP优势，被武汉再度反超，退回全国GDP第九城。

　　此前接受采访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潇曾比较武汉与杭州各自优势，在他看来，杭州拥有一批颇具活力的高新民营企业，并成为当地经济的增长点，但人口体量上不如武汉。人口红利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仍非常重要，特别是中国正在慢慢步入老龄化社会，而创造力仍与人口数量相关，这是武汉发展的优势。

　　这要分成两方面来看。

　　在创新人才的增长潜力上，武汉有着先天的高校优势。根据两市统计年鉴，2021年，武汉普通本专科在校学生高达110.6万，而杭州仅有58.5万，前者是后者的1.9倍。反过来，杭州有研究与实验发展(R&D活动)人员共10.8万，是武汉的1.9倍，他们支撑起了杭州大量企业和机构的科研能力。

　　正如韦潇所说，杭州高新企业的集聚效应，会带动人才的集聚。但随着更多后发城市产业转型的推进和细分领域高科技企业的诞生，杭州吸引的人才也面临分流的风险。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提到，近年来长三角地区不断成长的“小巨人”城市。比如嘉兴，因科创金融迅速成长，2021年全社会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达到3.4%，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11.6件，两项指标均位列全省第二，在其带动下，嘉兴GDP实现6年跨越3个千亿台阶，并将“十四五”的目标定在万亿。

　　再比如，江苏的无锡和常州，分别因物联网和新能源产业崛起。相关的高端科研人才，可能因当地更低的生活成本而选择这些新兴的产业增长极。

　　另一方面，杭州较高的引人门槛，一定程度上阻挡了更多技能人才、服务人员的流入。据浙江日报引用猎聘网数据，近一年来，在流入杭州的人才中，大专及以下学历仅占0.12%。这意味着，杭州仍然具备很大的引人空间。

　　“群狼环伺”下，进一步放开落户限制，拓宽人口流入的范围，也是杭州迈向“2万亿”，进而冲击一线城市的必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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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这也是杭州再造城市优势、重塑产业增长动能的机会。

　　去年，杭州民营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多种复杂因素影响下，数字经济发展遭遇瓶颈。此后，有关杭州如何“二次攀登”的讨论一直延续至今：外界看来，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加速融合，将是打开杭州新一轮高质量发展之门的钥匙。

　　但制造业一直是杭州产业的短板。有业内人士曾调侃，苏州、无锡、常州的工业企业都是一片一片的发展，杭州企业却是一个一个发展，杭州产业也因此被冠以“塔尖而底不厚”的形容。

　　自2019年起，杭州就提出“回归制造业”。做强产业底板，产业人才是杭州需要迈过的第一道坎。

　　今年初，国家统计局杭州调查队展开了春节后复工复产情况调研。调研发现，企业节后生产情况正常有序，员工返岗率总体较高，但也存在结构性缺工的情况。

　　在83家受访企业中，存在一线工人、专业技术人员缺口的企业均超过一半。有48.2%的企业均认为，当前招工存在难题，符合岗位的应聘者不足、应聘者对薪酬待遇不满是主要原因。

　　外出招工也被纳入杭州开年拼经济的重要一环。自新春复工首日起，杭州就组团前往湖南、河南、贵州等地招工，在前往湘西州的企业团中，20家企业一共带去了2600个岗位需求，其中，一线操作工的需求最大。

　　杭州降低落户门槛，正是向技能人才展现出张开双臂的姿态。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产业经济中心主任宋向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落户政策再放宽和杭州当前的发展方向密切相关，一方面是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制造业再次回归，这些都需要多元化的技能人才。

　　这些人才不仅仅是满足杭州当下的用人需求。

　　一方面，随着“机器换人”的加速推进，杭州要借力数字经济优势，也需要及早做好技能人才的储备。曾刚指出，这些大专生往往是自动化场景下技能人才的后备军，为新一轮产业转型积蓄能量。另一方面，人口聚集对于制造业具有一种“滚雪球效应”，能吸引更多新项目加速布局。

　　对于杭州来说，发展制造业还需更多要素投入。通过人口这一杠杆，杭州将能撬动更多要素进入这个仍需培育壮大的产业当中。

　　回到这次政策调整本身，根据《“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的要求，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如曾刚分析，通过放开落户维持人口持续进入，能为杭州进一步建设提供用地保障。反过来，这又能为新来的人口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更好的公共配套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