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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农加贵和他的学生。受访者供图

中新网北京3月12日电 (记者 薄雯雯 郎佳慧)“退休后如果村民们还需要我，我身体还扛得住，我会一直坚持讲下去，让更多孩子走出大山、融入社会。”今年57岁的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莲城镇落松地小学教师农加贵告诉中新网记者。

“最难忘的一天”

因家庭贫困，农加贵读到高二便只好辍学，“后来我有一个当民办老师的叔叔帮我打听到有个地方需要代课老师，我一听能有工作非常高兴，问都没问是哪个地方就答应了”。

图为农加贵和他的学生。受访者供图

当得知是“那个村”，农加贵马上后悔了。当地人口中的“那个村”是一个连村名都没有，集中医治麻风病人的地方。

“我马上跟他说，我不去！”农加贵说。然而，在叔叔和医生的再三劝说和科普下，他还是决定“留下来试一试”。

“1986年9月1日，可以说是我这辈子最难忘的一天。”农加贵回忆说，那是开学的第一天，8位家长带着12名孩子来到学校，“他们远远地站着看着我，我第一眼就看到那些家长遭病魔侵蚀而严重畸形的躯体，我非常害怕，只想掉头就跑”。

可是，看到孩子们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神，农加贵怎么也迈不开逃跑的脚步。他最终决定留了下来，就这样留了37年。

从“那个村”到“落松地”

1992年，由于学生们报考中学需要填写地址，农加贵决定要为村子起一个真正的名字。他想到村里种植花生，而当地称“花生”为“落松”，便向村长建议取名为“落松地”。自此，“那个村”有了名字——“落松地”。

图为农加贵和他的学生。受访者供图

最初的落松地小学，只是一间20多平方米从医院借用的医务室。“当时最困难的不是学校的简陋，而是外界的歧视和不理解，特别是我外出办事的时候。只要有人知道我是‘麻风村’来的老师都不愿跟我坐在一起。”农加贵说。

1998年，农加贵从代课教师转为公办教师，在上级领导的关心下被调离落松地，去往离家更近、条件更好的学校。“我记得给孩子们上最后一节课的时候，全班很安静，只有班长问我‘老师不走行吗？’‘你今后还会来看我们吗？’我说‘有时间我一定回来’。”

那天，突然下起了大雨，本想偷偷离开的农加贵却看到孩子们都跑回家披着雨衣、打着雨伞，实在找不到雨衣的就用肥料口袋披在身上。“他们说担心以后再也见不到我，坚持要把我送到新的学校。那天雨下得很大，我们都分不清楚彼此脸上流下来的是雨水还是泪水。”农加贵动情地说。

后来，因为接替老师不认真授课，村民们便向上级反映一定要让农加贵回来，于是，第二个学期他又回来了。

农加贵告诉记者，“这30多年我最有成就感的就是，我送出去的孩子有考上公务员的，有当老师、医生和警察的，他们每逢过节放假会先来学校看我，教师节时都会发短信给我，让我非常感动。”

“让更多孩子走出大山”

从1986年到2020年，落松地小学一直只有农加贵一名教师，为了兼顾所有学生，他往往先去给高年级学生布置作业，再去给低年级学生授课、布置作业，之后再回高年级上课，检查其作业情况，每天如此来回奔跑穿梭于班级之间。

2020年，发生了一件令农加贵万分高兴的事：落松地迎来了一位新老师。农加贵介绍说，新老师是一名年轻的特岗教师，为孩子们补上了他上不了的英语课。

对于如何留下更多乡村教师，农加贵表示，希望加强边疆少数民族教育的硬件设施建设，切实提高乡村教师待遇。他建议，让优秀教师到乡村学校定期轮岗，让乡村老教师能学习先进的教学理念。同时鼓励师范生优先到边远山区学校实习，多举措提升乡村教师队伍素质。

被问及大半辈子待在落松地小学是否值得时，农加贵毫不犹豫地回答：“值！”

他说：“因为那个地方需要我，在那里我不仅仅是孩子们的老师，也是村民们的夜校教师，是村民与外界沟通的桥梁，而且他们让我找到家的感觉，这是我一直坚守在这里的原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