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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树增笔下流淌的《长征》战史（四）

四、中央红军对于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

（一）中央红军长征前派出的探路部队

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湘赣的红六军团和赣南的红七军团这两支部队，首先被“中革军委”分别派遣出去，在两个不同战略方向上为主力部队即将采取的大行动寻找行动路线。

位于湘赣苏区的红六军团，在出发时编为第17师（萧克）和第18师（龙云）两个师，部队共有7000余人。军政委员会主席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军团长萧克、军团政委王震、政治部主任张子意、参谋长李达，其中萧王两人年仅26岁，任当时也只有30岁。军团当时的任务是同贺龙的红三军会合，但在转战途中，却在贵州东北石阡县境内的甘裳镇被桂军19师周祖晃部打散。

1934年7月6日，从瑞金出发的红七军团的情况大致也是如此，但人员还要少些，仅有6000人（其中战斗人员仅占2/3，只有1/3的战士有步枪）。中央代表曾洪易、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在进攻福州失败后，经黄道领导的闽北苏区到达赣东北（闽浙赣）苏区。同在此新编成的红十军会合后，两军实行合并改称为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军团长刘畴西、军团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当时部队有一万余人，编有第19师（粟裕兼）、20师（刘畴西兼）和21师（胡天桃）三个师。

这是主力红军长征后留下来的最大一支红色武装。不久在怀玉山被王耀武的第一补充旅击败，仅由军团参谋长粟裕带出400人，这成为随后在浙南进行三年游击战争的革命火种。朱德对此评论道，“不编不散，一编就散”（金一南《苦难辉煌》P265）。红十军团“从1934年11月中旬到1935年1月底，仅仅存在了两个多月”（同上）。

经过贵州甘裳战斗和徽南怀玉山战斗。“从重重包围中冲出来的红六军团和红七军团，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淹没在一九三四年纷杂混乱中的历史中去了”（P19）。

红十军团最终的失败，在于新老十军会合后，在寻淮洲领导的红19师于浙西皖北进行着出色的游击战，甚至先后逼近杭州、芜湖，占领旌德的同时，另两个师被项英命令离开闽浙赣赣根据地出击，去建立“新的根据地”，从而断送了长征后留下来最大的这支红色武装【第五章《山河苍茫》】。

这两支为主力红军突围探路的先遣部队很快失败的根本原因，除对手的强大之外，其内在原因之一就是临时中央领导的“中革军委”的“瞎指挥”，项英就是其中的两位副主席之一。如令红六军团东返，从而导致红六军团盲目进入国民党军既设的大包围圈，惨遭重大损失；以在当地计划发动暴，就毫无根据地令红七军团进攻福州；同时，命令红六军团“大搬家”式的突围，等等。

我们从中首先看到的是小农意识指导下，这些年轻的中共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幼稚与思维的狭隘。在战争中部队的机动性是致胜的关键因素，这点常识都没有，还打什么仗呢？西路军在同西北马家军的生死战斗中，连董振堂这样坚定的革命骁将都牺牲了，连红四方面军最能打的红九军都全军覆没了！

因此，在看到年轻的红军官兵前赴后继，手持大刀梭標，以血肉之躯迎着敌人枪炮而上的英勇战歌的同时，我们一定也要同时看到这一点。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这场人民革命，为什么会流这么多的血，付出如此巨大牺牲的真正原因【第一章《突出重围》】。

（二）战略转移开始前的兵源准备

在江西苏区开展的猛烈“扩红”运动中，先后在根据地动员了近20万年青农民参军。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杨成武在于都河边就发现了他的房东，“这位六十多岁的老人把自己的三个儿子都送进了红军，其中两个儿子（此前）已经牺牲”（P81）。然而，在渡过湘江之后，中央红军主力就只剩下了三万余人，其他的人都到哪里去了？

不过，令人感到最为奇怪的是这些动员的新兵，不是首先补充现有的战斗部队，而是成立了若干由这些没有经过多少训练，更谈不上任何战斗经验，几乎全部由新兵组建起来的新部队。例如，此间新组建的红八军团、少年共产国际师等部队。这样的部队能打仗吗？——在湘江血战中毫不意外地大都损失掉了！

在离开瑞金之前，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光伤员就有近万人（P80）。为此，彭德怀下令，“第三军团的伤员，凡是能走路的全部要带上，要检查落实，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可能跟随转移的受伤战士”（P80）。

这条命令拯救了多少红军战士的生命啊！【第三章《十送红军》】

（三）长征开始时中央红军的实力

中央红军撤离开苏区时，不但是“大搬家”，甚至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金库的财产，也分配到各部队随身携行。这一点，从各军团携带的金银货币及盐巴等中就可显现。

参加长征的中央红军，除红9军团第24师之外的全部野战部队，包括红1军团（19880人、枪8383支、迫击炮8门，冬衣19050件、盐巴8700斤、药品305担、各类金银货币折合银元34万元）；红3军团（17805人、枪8287支、迫击炮8门，冬衣18500件、盐巴9000斤、药品305担、各类金银货币折合银元34万元）；红8军团（10922人、枪3476支、迫击炮2门，冬衣9500件、盐巴4050斤、药品26担、各类金银货币折合银元14.7万元）；红9军团（11538人、枪3945支、迫击炮2门，冬衣9500件、盐巴4050斤、药品26担、各类金银货币折合银元14.7万元）。“加上此时乃在阵地上的红五军团，中央红军转移部队的总人数应是八万六千八百五十九人”（P77）。

另外，还编有军委第一纵队（叶剑英，4693人、枪1988支、迫击炮16门）和军委第二纵队（李维汉，9853人、枪2240支、迫击炮16门），为此，还在军委第二纵队中编有一个“教导师”，专门承担的运输任务。“两个纵队共携带冬衣14600件、盐巴6112斤、药品26担、各类金银货币折合银元38.3万元”（P76）。

这两部分加在一起，有10万人之巨【第三章《十送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