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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南宁某小学的学生在智慧教室上英语课。图/新华社

“建议取消初中、高中英语的主科地位，高考外语改必考为选考”“建议将高考中外语科目的分值降至100分”……今年全国两会期间，陆续有多位代表委员围绕中学外语教学提出建议，再次引发舆论热议。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外国语大学校长董洪川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如果要加快加大对外开放，就必须进行外语教育。历史证明，文化必须在交往中发展，文明互鉴的前提是文化交流，而交往的第一要素就是语言。

相关建议备受关注，其实与近年高招录取中外语类院校与专业投档分“高台跳水”不无关系。2022年，有媒体爆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在某省的投档名次暴跌了2万多名，外语专业也仿佛一夜之间从早些年的“香饽饽”变成了“劝退专业”。

英语在1984年就被我国正式确立为高考科目，与语文、数学并列。至今近40年时间里，基于应试教育的外语教学体系并未作出较大调整，也出现了教学与考核模式陈旧、学生能力与实际需求脱节等问题。

如今，呼唤改革的声音高涨，正是一次全面反思从义务教育到高等教育阶段外语教学理念与模式的契机。

要不要学不该再有争议

事实上，“呼吁高考取消英语”早已不是新鲜话题。如果细翻这几年的两会建议，每年都有代表发出类似的呼声，也必然会有教育界人士表达质疑和反对。

尽管双方的出发点和结论分歧严重，有一条认识却是一致的：在全球化时代，熟练掌握一门外语的意义，非但没有降低，反而越来越凸显。

在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外语的重要性以及社会对此的认识，早已不需要通过一次高考来验证。在校外教育产业中，外语类培训的规模长期位居前列，2021年中国少儿英语培训市场规模高达354.2亿元。

这几年国内高校毕业生出国留学率持续增长，2022年中国人民大学官方公布的留学比率更是超过了30%；相应地，参加托福、雅思等外语测试的人数也在持续攀升。各个行业交流和对话的大趋势，仍然离不开外语类人才，这在各大企业的招聘需求上同样有所体现。

因此，社交媒体上，一些借题发挥、鼓吹“外语无用论”的声音，其实不乏是对相关提案建议的误读。代表委员们建言的初衷，是反思用“一考定终身”的高考模式来评价学生的外语能力是否全面、科学，以及过高分数占比引发的应试导向对培养外语实际应用能力是否有负面作用，而并非讨论外语重不重要。

在素质教育阶段全面普及外语教育，还关涉教育公平的问题。在北上广等大城市，即使在校外，中小学生也有大量机会接触和使用外语，他们的交流能力和表达自信远非欠发达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学生可比。如果“一刀切”地取消学校内的外语教学责任，这种地域性的竞争力鸿沟只会越拉越大。

▲2022年6月7日，在考点外，送考老师为即将进入考点的考生（左）加油鼓劲。图/新华社

教学理念需要全面重建

在当前的应试教育模式下，许多学生在外语方面投入了过量的时间和精力，却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学习效果，出现了大量“夹生英语”“哑巴英语”。这种外语教学模式严重背离实际需求，也是推动两会代表委员建言的重要原因。

早年，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相对落后、国际化程度低，懂外语的人才少，在改革开放、推进市场化转型和加入世贸组织、捕捉经济全球化机遇的关键历史节点，都存在大量人才缺口。这种就业市场的供需失衡，也使得外语类专业备受追捧，外语教育也以培养工具性的翻译人才为导向。

但时至今日，社会稀缺的不再是简单的、让人听懂的翻译能力，而是跨文化的对话、讲故事的能力。如果还仅仅把外语视为一种“做翻译”的谋生工具，那随着语言门槛的持续降低，外语专业学生的竞争力也势必越来越弱。

竞争不仅来自非科班出身的人员，也来自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力量——如今，在线翻译软件已经能够提供包括英语在内多种语言的实时翻译服务，无论是口译还是笔译，都更加便捷与准确。

以学术翻译为例，大量学者涌入译著领域，一本海外著作短时间内便会有多个译本。这本是有利于学术对话的事情，但由于部分译者缺乏钻研精神和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储备，读者亦失去了辨识参照的对象，“以讹传讹”的笑话越闹越多，反而增加了对话的难度。

我们需要怎样的外语人才？这是一个值得全社会共同思考的问题。

会外语的人才越来越多，擅长外语的技术型人才、复合型人才就显得尤为金贵。因此，未来专业外语教育应该以培育真正的国际化、懂文化、善于讲故事的“高手”为目标。

而国内部分高校近年纷纷开办国际新闻与传播系，也就是期望让精英学子的外语能力与其他专业能力组合起来，收获“1+1＞2”的效果，有能力为国家对外传播工作贡献切实可行的战略和策略建议。

专业外语教育不再局限于培养语言能力，同样兼顾培养文化素养、逻辑思维、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这种模式显然不必全民参与，进而造成资源浪费。当专业教育转向“小而精”的发展方向，也会引导中小学外语教育回归理性，注重个性化与分级制。

社会化考试或将成趋势

当前，我国高考的“一考决定”模式，与语言学科的实用导向仍有较大差距。也有不少省份已经意识到了这样的问题，并积极探索改革方案，如上海、江苏、浙江、北京等地的英语高考都已实行“一年两考”。

与此同时，大学、企业等社会组织都建立了更多元的外语能力评价体系，也在协助分担应试教育模式的评价压力。

比如，近年来高校在本科生和研究生招生时有了更多自主的权限，而在招录考生时，只要能反映学生的语言能力，雅思、托福、大学英语四六级成绩乃至跨国企业、国际组织的实习经历都会作为外语水平评价的参照。

作为考核人，我们在评估被试人的外语能力时并不单纯考查听、说、读、写、译的能力，也同样看重他们在另一种语境中交流的心理素质、气质、逻辑、变通等综合能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尝试一年多次、分级制的社会化考试，逐步替代传统高考，或许更符合当前社会对外语人才差异化需求的实际情况。而在一些应用外语较少的专业领域，则可以适当降低对考生的外语等级要求；反之亦然。

如此，既节约了教育资源，也能公正、全面地体现学生实际能力，同时还与国际高度接轨，这于考生、于学校、于社会都是一件好事。

撰稿 / 公羽（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者）

编辑 / 徐秋颖

校对 / 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