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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换了编程、会计、财务分析三份工作后，29岁的梦芝选择了裸辞。

这位拥有悉尼大学硕士学位的高才生，最后成为了父母难以理解的“灵活就业人员”，没有正式单位，只有两份兼职。

数据显示，在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中，超过五分之一、约2亿人为灵活就业（22.4%）。同时，灵活用工市场规模继续扩大，2022年，市场规模创近5年来新高，预计突破1万亿元。

刚刚过去的两会，“灵活就业”群体的生存状态和权益保障，也成为诸多代表和委员关注的话题。

那么，这2亿人有何特点，他们为何会选择“灵活就业”？

年轻化、专业化趋势

“灵活就业”并非新事物，只不过，过去建筑工、保安、家政、小贩等是灵活就业的主要人群。但近年来，灵活就业市场不再局限在低技能、协助性、基础性岗位，越来越多具有专业知识与技术背景的年轻群体正不断涌入。

比较典型的如“数字灵工（灵活就业工作人员）”，也被称为“数字游民”。

这些灵活就业人员以线上远程办公工作为主。职业五花八门，包括程序员、设计师、摄影、文艺工作者等。

“数字灵工”的高学历、年轻、技术性特征明显。接近一半有大学本科学历，年龄在30岁以下的占比超过60%，

这直接拉低了灵活就业群体的年龄分布。目前，30岁以下群体已经成为灵活就业的主力军。

根据《灵活就业群体生活状态调查报告（2022）》，近五成受访企业表示，主要岗位灵活就业人员的年龄集中在30岁及以下，而50岁以上的仅占不到5%。相较于建筑工人、物流运输人员这类传统灵活就业岗位，新型灵活就业群体的平均年龄小了2.8岁。其中，包括直播、自媒体等基于互联网而成的岗位平均年龄更低，不足30岁。

主动加入与被动接受

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年轻的高学历群体加入“不稳定”的就业队伍呢？

客观而言，灵活就业是一种趋势性的择业行为。其原因交织个人选择和经济大环境变化、产业变革等，远非想当然的一句“经济不好，找工作太难”能解释。

主观上，个人选择灵活就业，是受“灵活”、“自由”等特征吸引。

“可能和工作属性有关吧，在公司上班总觉得自己像是一块擦锅的抹布，缺少对工作的掌控感。”本文开头提到的梦芝就说，换了三份职业，她始终无法适应办公室环境，“目前只做两份兼职，虽然薪酬上少了一半，但时间都由自己安排，更自由了。”

梦芝并不是少数。根据《中国灵活用工市场研究报告（2022）》的数据，在调研的近900名样本中，“时间灵活”是最普遍的原因。

此外，个人发展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选择灵活就业并不意味着在工作上躺平摆烂，而是希望增加多样的工作经验、锻炼能力、发挥专长。

客观上，经济模式的变化尤其是共享经济、数字经济等新型经济业态的出现与发展，也产生了更多灵活就业的机会。

比如“数字灵工”便是各类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后的产物，远程线上办公的技术也为这类技能型白领提供了更为自由的就业方式。

而近几年新兴的陪诊师（主要提供陪人看病、代人取药、替人问诊等服务），则得益于共享经济模式的发展。

“和共享出行一样，我们也有签约平台。陪诊师工作模式有点类似滴滴司机，没有固定上班时间，有单就接，按单量来结算薪水。”一位陪诊平台的创始人表示，成立不到1年，签约的陪诊师数量已超过400人，遍布全国各地。

“ 从事这个职业的年轻人居多，要熟悉各个医院的情况，知道病人要去什么科室、看病前要注意什么，很多知识需要学习的。”小兰表示，也有一些年轻的医生会兼职做陪诊。

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的数据，我国共享经济市场在快速扩张，其中近八成为生活服务（如共享出行等）和生产能力类，并不断延伸至住宿、医疗、办公等新领域。

政策逐渐跟上“痛点”

不可否认，灵活就业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根据调查，薪资福利不佳、权益保障有所缺失、职业规划空间较小，是灵活就业劳动者的三大痛点。

这其中，又以劳动权益保障最为关键。

由于缺乏明确的劳动关系规范和组织保护，部分灵活就业者只能以个人身份参加社保。这就导致失业状态很难被认定，工伤保险也面临缴费主体、取证认定等难题。反过来这些问题又进一步降低劳动者的参保意愿，导致其在经济下行或失业后更加缺乏自救能力，进入“保障难—不交社保—保障更难”的恶性循环。

不过，随着灵活就业人群的扩大，政策正逐年跟上痛点。

今年上海市刚通过《上海市就业促进条例》，首次设立了“灵活就业”专章，完善灵活就业促进措施，让灵活就业人员更有安全感，包括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职业技能培训和评价体系，同时可按照国家和上海市有关规定参加社会保险，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也可按规定申请社会保险补贴、就业岗位补贴等。

未来可能是一种大趋势

与海外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灵活就业市场的快速发展要晚10年左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未来的增长》作者卢锋曾在采访中表示，尽管中国制造业仍然提供了全球最多的岗位，但劳动力增长和需求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的灵活就业今后可能会继续增长，达到城镇就业的70%左右。

原因是：

首先，相对稳定的制造业岗位下降、灵活性更强的服务业岗位上升将是趋势，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未来十年我国劳动力供求趋势分析》报告，2020年至2030年，我国第三产业劳动力需求不断增加，从3.8亿增加至4.9亿。尤其新型互联网行业，更是存在较大的用工缺口。

其次，是劳动人口比例下降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

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从10.07亿降至2021年的9.64亿，占总人口的比重从74.1%降至68.3%。

劳动力成本上升造成企业成本上涨，再加上近两年受疫情的影响，企业不断承压，利润总额下降，营收增速也放缓。

在此背景下，相较于高成本的全职雇佣，出于降低用工成本和提升组织灵活性的目的，企业便更倾向于采用灵活雇佣的模式，进而促进灵活就业规模进一步扩大。

整体而言，在政策的支持与规范下，我国灵活用工/就业市场还将进一步发展。据前瞻研究院预计，未来三年，灵活用工市场仍有望保持超20%的年均增速，市场规模将在2025年突破万亿，期望劳动者的福利水平也能同步得到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