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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人物丨叶兆言:坐在南京这张凳子上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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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北京3月11日电 题:叶兆言:坐在南京这张凳子上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仇广宇

作家叶兆言家里有一间令所有读书人羡慕的书房。数十个装满了书的木质书架整齐摆放,一直顶到天花板。从他家窗户望出去,能看到长江流过。有时,他天不亮就起床写作,天光转换,能看到晨光熹微中长江边的行人,看得多了,难免生出苍茫之感,让他感慨“逝者如斯”。

叶兆言的作品很多,光把他作品的年表看上一遍,就得花费不少时间。除了四十多年笔耕不辍的美名,他还有极为独特的家学传承:他的祖父是知名教育家、文学家叶圣陶,父亲是剧作家、编辑叶至诚。如今,他的女儿叶子也在从事文学创作。一家四代均为作家,文坛并不多见。

叶兆言。图/九久读书人

虽然家人从来都不希望叶兆言靠写作为生,不想让他做鲁迅口中的“空头文学家”,但从四十多年前发现自己喜欢上写作起,他在历史和现实中寻找那些他感兴趣的人和事,日复一日写下来,变成故事。不久前,他出版了最新的长篇小说《仪凤之门》,讲了一个关于南京城如何走入现代的故事。他一直守着南京城,做那个讲故事的人。

叶兆言新作《仪凤之门》。图/九久读书人

还是要回南京

2022年年底,65岁的叶兆言感染了新冠,刚生病那几天,原本顺畅的写作被打断。他心里有点焦灼,开始每日早起坐在写字台前写点什么。写不下去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在装模作样,甚至觉得这种努力有一点悲壮。即便如此,他还是坚持坐在那儿。正如他曾说,如果说祖父和父亲对他有什么影响,那就是祖父和父亲常年坐在那里,一写就是七八个小时的背影。

叶兆言的生活实在是很简单,他不会喝酒,不会抽烟,很少参加饭局,除了写作,日常陪伴家人,唯一的爱好就是游泳。日复一日,只是在2022年10月,规律的写作生活稍微被一件小事打破了。叶兆言和苏童、余华等几位作家被邀请参加《我在岛屿读书》文学纪录片的拍摄,他要去海南三亚录制,而他又很少离开南京。

他和节目组商定,只参加一天的录制,以免自己太紧张。一天的节目拍摄完成后,要离开时,三亚到南京的航班突然停飞,如果他想离开,要么在三亚等待四天,要么坐车到海口搭飞机回去。发现回不了南京,他又变得焦虑,最终还是选择了第二种办法,虽舟车劳顿但还是按原定计划回到家。

节目播出后,这群本以为自己“廉颇老矣”的作家居然收获了意外的赞美,他们在海边踢球,遛狗,吃烧烤,开办音乐会,玩年轻人喜欢的解谜游戏,同时聊着属于他们的年代以及——文学。镜头中,余华和苏童妙语连珠地斗嘴,叶兆言在旁边开心地笑着,偶尔补充回答几句提问。看到炭火,大家都兴致勃勃,他也能趁兴致想到徐宗干的《咏炭》并吟诵出来:一味黑时犹有骨,十分红处便成灰。在年轻观众看来,这样的叶兆言温和又渊博,出口成章,身上有种厚重的魅力。节目结束后,也有更多的人开始对他的作品产生好奇。但叶兆言依然担心,担心观众看到他,会认为“一个作家不好好写东西,跑去岛上搞什么名堂”。反正,他还是最愿意回到他的书房里,坐在写字桌前打开电脑。不停地写下去,这件事能让他感到安心,仿佛那里总有什么事情在等待、召唤着他。他离不开那间书房,也离不开南京。

叶兆言参与录制《我在岛屿读书》文学纪录片。(视频截图)

南京:一张写作的“凳子”

过去,叶兆言的知名作品中,很多都是以南京为背景写就的,这些故事里,以民国时期的故事最为丰富和知名,比如他的“秦淮三部曲”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很久以来》《刻骨铭心》。这就给人一种印象:叶兆言擅长写南京的故事和民国时期的故事。实际上,叶兆言也有很多讲述现代人生活的作品。他最关注的不是城市本身,而是故事中的人。他并不是文博专家,他的读者也明白,叶兆言笔下的南京写的不是风土人情、特产风物,甚至不是现实中的南京。

南京与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不同,也与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迥异。它是六朝古都,经历过兴衰更替,如今已经发展成现代化城市,它的命运,成为透视整个中国甚至世界历史的取景框。叶兆言几乎一生下来就在这座城市居住,读大学选志愿时,又恰好在几个志愿中,被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他没有离开的契机和动力。但想到自己的家乡,他脑中浮现的不是丰富的物产和小吃,也不是秦淮河畔令人向往的风情,而是一张凳子。南京是他坐在那里,观察世情,回顾历史的凳子。

既然坐在这张凳子上,他也就顺理成章地开始思考,这座城市的发展和其他城市有什么不同。他发现,南京自古以来是富庶之地,长时间以来中国经济的“七寸”和要害。因此鸦片战争中,英军才会选择直接把船开到南京,逼迫清政府求和。也正因为这件事,临江的南京没有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成为开放口岸。顺着这些线索,叶兆言找到了一些有趣的时间坐标。

一切思考促成了他的表达欲望,让他在一部部长篇作品后本想搁笔,却又重新提笔。叶兆言最新的长篇小说《仪凤之门》中的“仪凤门”指的就是南京的北大门。自古以来,官员北上,军队出征,都是从这个城门进出。在这个要害之地附近,他又放进了一个要害人物,经常拉着黄包车穿梭的杨逵。这个人物极为复杂:读过书,做过车夫,干过革命党,做过大生意,他有机灵勇敢,重情重义的一面,也有背叛家庭,自私自利的一面。人们仿佛随着他的视角,看到了这座城市从晚清的1895年到1927年大革命结束这段时期的风貌。

像一个手握地图的笃定探险家,叶兆言在南京这座城市里,寻找着那些能够触动历史机关的关键时刻、关键的地方和人。他让历史转折汇聚在一座城、一扇门,一个人的身上,就这样用真实的历史,推动着这些虚构人物的命运。

叶兆言。盛佳鹏 摄

关注历史的反面

叶兆言一直不清楚自己是怎么成为一名作家的。别人都艳羡叶兆言的家学,但只有他自己知道其中甘苦。读书、写作并非完全是他个人的选择,而是家庭和社会共同作用在他身上的影响。青春期那10年,叶兆言在“文革”中度过,高中毕业后不能考大学,困在家里,他仿佛被扔在一列封闭的火车上,随着时间向前开。当时,家里的一些小说被父亲上交了,但因为其中的一些外国翻译小说没人看,又太占地方,被莫名其妙地还了回来。他无所事事,放眼望去,这列“火车”上只有没有尽头的书,那就看那些外国小说打发时间,无意中奠定了极大的阅读量。

1974年,无事可做的叶兆言跑到北京,在祖父叶圣陶家里晃悠了一年。在那里,他遇见了堂哥叶三午,叶三午是当时和郭路生齐名的诗人,他的客厅里聚集了北京的一大群文艺青年,在那个年代,他和“客厅”里的人一起偷偷写诗、玩摄影,这群人给了他最初的启蒙。

儿时的叶兆言与祖父叶圣陶在一起。(视频截图)

后来,叶兆言考上了中文系,但他仍没有立志当一个作家。只是那个年代他身边的朋友全都在谈文学,写诗,写小说。后来,诗人韩东的父亲、作家方之鼓励他写篇小说,他就写了《凶手》,这部小说没被发表,直到1981年,他的小说《傅浩之死始末》在《采石》杂志发表,那两年他一共发表了五篇小说,就这样踏上了文坛。后来有一阵子,他连续五年都没发表小说。但他依然有着平常心,因为坐冷板凳符合他内敛的性格,读研究生时,他的研究方向是现代文学,泡图书馆、翻查老报纸这种一般人看来枯燥的事,他都做得津津有味。

就在这种对写作并不太在意的状态中,叶兆言突然觉得,自己好像爱上了写作,他发现写作本身可以让他发挥想象力,创作一个又一个只属于他的自由世界。自小在作家堆、书堆里长大,叶兆言反而比别人有了更多的平常心。他比谁都要知道写作背后更真实的一面,不是那些崇高的幻象,是疲惫,是枯竭,是无止境的劳动。他所想到的办法,就是用他如同运动员一般的努力,每天提笔,去对抗可能到来的衰退。

叶兆言关心个体在社会变迁中的遭遇。他爱写那种一身古怪的小人物,和他们随时代跌宕起伏的人生,那些人有时跌入深渊,有时攀上高峰,全都身不由己,他对他们充满同情。

江水依旧在流淌,叶兆言不愿多说对自己的期待。不知不觉间,四十多年已过,叶兆言脑海中那个虚构的南京城早已变得精美复杂,它和真实的南京城一起存在,仿佛空间与时间,历史与现代,都已在他家的书房中汇聚成一点。(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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