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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丘成桐反对宣传奥数冠军：培养孩子数学别只顾着刷题》评论区，标题为小编添加】

在北大 84 年的研究生考试中，我的数学成绩是第一名。但是我选的导师在口试中却没有录取我。所以我转向了概率和统计，而不是一开始想做的泛函分析。虽然这是被迫做出的决定，但它是一个很棒的决定，使我大受裨益。在我的家族里有许多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的了不起的人，所以我也想像他们那样在社会上有自己的影响力。虽然我当时对统计并不了解，但是我能感觉到它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后来我又得到一个机会参加陈省身的交流项目，虽然北大数学系开始没有让我加入这个项目。当时两位从 AMS 来的教授面试了我们，其中一个是丘成桐教授。在面试中我向他们解释了从研究生课程泛函分析学到的紧算子，通过了面试。我继续研究概率和统计。1984 年的陈省身交换项目一共有 15 个学生，其中何旭铭和我最后学了统计。（刘军在 1985 年参加了该项目）。

因为这个项目我们拿到了 AMS 的推荐信，而有了这个我们申请美国的好大学会相对容易些。我申请的那一年，Le Cam 是伯克利的招生委员会主席。我被录取了，并且得到了一笔奖学金。我和 Le Cam 有通信交流。我想阅读一些关于统计的材料，于是他寄给我 Bickel 和 Doksum 写的那本书，那是我在某种意义上第一本统计书籍。虽然我在北大上过回归分析，但是我当时除了 “回归” 二字对统计完全没有概念。

施： 和中国的研究者交流，我确实发现中国的高科技公司对于能分析大数据的人才有很大的需求。同时，在生物与物理的研究范围，他们也希望能够更有能够设计实验，并能够实验数据的人才。对此，您觉得中国的大学能做些什么？

郁： 我觉得这些正在发生。北京大学正在讨论一个数据科学中心的项目。任何明显的改变都曾经是缓慢的进程。但是，一旦有经济的需求出现，进展会快很多。中国或者是美国的统计研究人员，应该提高计算能力。如果你已经在很高的水平上了，只要你有想法，很容易就能找到合作者。但如果你是一位初学者，而且还从未接触过数据，那你觉得有谁会雇佣一个统计本科生来给一个计算机本科生提供建议呢？给学生配备好的计算训练一直是一个问题。最终，我希望我们的毕业生能够向计算机专业的学生一样。当然，这是最后的目标，到那时我们将同时拥有批判性思维和计算技术。我并不担心我们的数学能力，但这可不是因为那不重要。我们一直在有意识地培养学生这方面的能力，所以这还不是当务之急。而批判性思维与计算能力的结合才是统计学学生的弱势。

施：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在数据时代，批判性思维是我们的拿手好戏。

郁： 我们需要找到合适的方式培养学生。

施： 这也是我的问题所在。我觉得批判性思维可并不能从书本上获得，更像是从经历中得到的。比如，你得有人来批评你，展现给你不一样的想法，引导你走不一样的路。如果缺少这样的人，那该怎么办？

郁： 这些事情我也很困惑。我有一个同事她更倾向于在线教育。我很高兴看到在线教育能够帮助更广泛人群学习。有人说没有师傅（导师）想要培养批判性思维难上加难。培养活动至少应该有反馈，或者说聊天的空间。这个问题也是教育界的前沿话题。我们怎样利用现代科技？我正在尝试着教会学生如何思考，同时在教师评价的鼓励批判性思维一项中我获得了 6.5（满分 7 分）。但并非所有学生都喜欢这样的课。有人觉得这可不算是传统学业中的一部分。我希望，这种课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因为这种课教给学生工作和研究中所需要的重要技能。

施： 你在先前曾经提过，你想在数学中找到规律性，找到可预测性，而不是找反例。比如我觉得我的想法不一定正确。

郁： 这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就像我感觉到作为系主任会遇到各种不同的观点。如你所言，如果没有身边的人，是不可能形成批判性思维的。如果所作所为都是‘正确’的，那就毫无批判性思维可言。批判性思维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要部分，中国人有趋同的传统，这在一些情况下是适用的，但是在科学中不是这样。有时候我觉得这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在中华文化中我们有叫做‘思辨’和‘传承’的理念，但这更多的是听取别人的意见而不是提出问题。我的孩子在 Black Pine Circle School 上学，接受苏格拉底 Socratic 思想训练。我在读苏格拉底 Seminar 的书，并且想要将其中的一些想法带进我的教学。当时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批判性思维的老师，还要有经验及尝试。

这是 当年 对郁彬教授的采访。https://cosx.org/2013/11/interview-of-binyu/ 全文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