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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岚安 (William A. Callahan)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西东 (编译)｜文化纵横新媒体

贾筠 (审校) | 文化纵横新媒体

【导读】据媒体报道，近期由刘慈欣作品改编创作的剧作《流浪地球2》和《三体》，除了在国内火爆，也在国外产生一定影响，以至于国外有论者发问：中国在输出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

本文作者柯岚安是中国与亚太问题研究专家。近期他特意撰文，从科幻小说切入，分析中国的全球战略。柯岚安认为，刘慈欣的小说在叙事中显露出某种“中国特色”的性质，而这种性质将影响中国对未来的设想，乃至影响全球秩序的塑造。他把其中包含的价值观特征，概括为“悲观的乐观主义”、“新社会主义”和“天下”。

柯岚安认为：首先，过去几十年中国快速发展，中国人在享受国家腾飞的种种好处时，也伴随着对未来无以为继的忧虑。由此，“悲观的乐观主义”被编入中国科幻的叙事：中国人想要摆脱当前困境，改变焦虑状态。其次，“新社会主义”也随之而来：在中国人的脑海里，悲观和乐观、贪婪和慷慨、理性和感性等相互矛盾的概念处于并存和互换状态中，并把矛盾视为动力。因此，当中国传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特质并驾齐驱之时，中国人并不执着于用一种解释涵盖所有内容，而是混合了相互矛盾的概念，使之松散地合作。再次，“天下观”是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相对的一种设想，着眼于全人类文明。但他认为，天下观背后也有着中国人的生存焦虑：在《三体》中，拥有高度文明的三体，无法与地球和平共处，地球被迫卷入“你死我活”的斗争。为了文明的存续和未来的和平，中国要先行斗争才能生存。

柯岚安认为，刘慈欣的小说内含一种对科学和技术的推崇：不仅社会发展遵循科学，而且威胁全人类的政治问题也可以转化成科技问题。他指出，在中国科幻获得广泛影响力之时，“科学至上”和“零和博弈”的价值观可能会改变未来世界秩序，西方对此不能放任不管，而必须想办法加以避免。从这一结论不难看出，柯岚安虽然强调超越“二元对立”思维，实质上还是对中国价值观作了窄化解读，他把刘慈欣小说的价值观加以拔高，并打上了“科学至上”和“零和博弈”的标签，将其置于对立面来对待。这或许也代表了一些国际人士的典型心态。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原创编译“世界权力的迭代与重组”系列之二，编译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智库（LSEIdeas）的中国前瞻项目（China Foresight）报告，原题为《China’s Global Strategy as Science Fiction》。由于作者立场、议题设置等原因，本文可能仅仅反映出局部信息，供读者参考辨析。

文化纵横新媒体·国际观察

2023年第3期 总第108期

在过去的十年里，东西方的专家均作出相似的判断：中国在经济、军事、政治等方面都在超越美国，并以中国过去几十年的飞跃发展来佐证。但问题是，这种判断十分线性，简单地把过去的增长速度，推导到未来。1980年代，类似的线性判断还指出，日本很快就会成为全球第一，我们都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当剧烈的变化发生时，比如“黑天鹅”事件或是新冠疫情，这种线性增长便被打乱了。

另一种判断则依据“疏远的实践”（对，我是指科幻小说）来设想未来。在科幻所构建的极端背景之下，我们开始思考未来，并尽力到达或者避免故事所预设的结果。中国顶尖科幻作家刘慈欣认为（基于他的国内外影响力，我觉得他配得上这一称呼），科幻小说是思考未来的一大素材，因为它需要你创造性的想象，并实践性地从经济、政治和文化角度设想新世界。不仅是小说家认识到了科幻对于未来的重要意义，在西方，许多军事战略专家也会基于科幻小说，超越对军事武器硬实力的比拼，探讨另一种世界秩序。从这个角度上看，中国科幻可能会映射出、并且影响到中国的外交战略。

▍中国科幻与外交策略

刘慈欣的小说有广泛的中国受众，并在2015年以来收获了大量国外粉丝。他的小说《三体》不仅赢得了世界顶级科幻奖雨果奖，还被列入了奥巴马和扎克伯格的夏季阅读清单。网飞监制了电影版《流浪地球》，并正在制作《三体》的连续剧。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赢得全球瞩目之际，我们必须思考从中国科幻小说折射出的价值观。

为了理解中国科幻与外交战略的联系，我们可以从如下三个维度观察。当然，目前流行的范式是二元对立，比如中国VS美国、保守派VS改革派、乐观主义VS悲观主义、社会主义VS资本主义，等等。为了超越这种简单的二分，我们尝试总结出了三种特征：悲观的乐观主义、新社会主义和天下。

▍悲观的乐观主义

悲观的乐观主义，这听起来有些奇怪，人怎么能同时保持悲观和乐观呢？但这不是中国的独创。在埃米尔·哈比比1974年的作品《悲观的乐观主义者赛义德的秘密生活》中，生活在阿拉伯-以色列交织环境中的人，很难做到天真的乐观，也没法绝对的悲观。而在中国，这种矛盾以时间划分：中国人自豪于过去的成就，却焦虑这种增长无以为继。往宏观上看，近代被西方和日本欺侮的“百年国耻”（1839-1949）时不时浮现心头；向微观看，中国人想要改变，同时又害怕改变。积极和消极混合的情绪也反映在中国科幻角色里：他们想通过改变，来摆脱当前的困境，同时又为未来的后果感到焦虑。

悲观的乐观主义，也出现在中国较早的科幻作品里：在王晋康的小说《转生的巨人》中，J国首富想要长生不老并且规避高昂的遗产税。所以他通过种种手段，扛下了伦理压力，在72岁高龄之时，终于将大脑移植到了一个无脑的畸形胎儿里。大脑的生物钟被掰回起点，这位首富起码可以再活一世，并且继续运作他的公司。后来基因的自我调节，随着生物钟被打乱，事情的发展超出了控制。首富的身体不断膨胀，成为一个高达六米的巨人。人们不得不把他安置到海洋中生活，以海水的浮力对抗他身体的压力。但最后首富还是死在了海洋中，死在了他的排泄物里：他的器官还是被体重压碎了。

我认为，这则故事侧面反映了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所谓暴发户的无限欲望。于此同时，这种唯GDP论伴生了许多负面后果：首富最后生活在他的排泄物里，就像人们忍受着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空气和水污染一样。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寓言是从陷入多重矛盾中的医生角度，来讲述的：他抵抗着脑移植带来的伦理压力，被首富许诺的天价报酬诱惑着，同时忍受着他的财富和职业地位在最后一刻被夺走的焦虑——而这正是首富最后死亡带来的结果。

这则小说有趣的地方，不止在于它的设想从理性出发，更在于它真的让读者体会到了医生的矛盾：名利两得的野心和名利两空的焦虑。而其他作家则侧重于探讨理性和感性的平衡，智商和情商兼得的需要。比如陈楸帆的《巴鳞》描述了一种奇特的生物，它能准确地模仿人的动作。在这则故事里，生物的移情能力被凸显了出来，更延伸出：人的文明程度，是由人能否“从他人的价值观和观点思考”来衡量的。一些战略家认为，中国人对“换位思考”的侧重值得军事上的重视。

我们能从中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会把矛盾视作动力。在中国的科幻作品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悲观和乐观、贪婪和慷慨、理性和感性等等要素，是同时存在的，而且可以快速转换。中国人并不执着于用一种解释涵盖所有内容。因为悲观的乐观主义要求人必须同时容纳多种观点，并具有同理心。

▍新社会主义

很多人说中国从社会主义转向民族主义，或者是后社会主义。我认为“新社会主义”更为恰当。荷兰汉学家彭轲（Frank Pieke）提出了新社会主义的概念，以描述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本主义现代性和社会主义现代性相融合的特质。新社会主义就像乐观的悲观主义，因为它混合了各个相互矛盾的概念，并使之松散地合作。

所以我认为，简单地给中国下意识形态判断，譬如将要“更社会主义”，或者迎来“自由民主”的转变，都是不恰当的。新社会主义不属于某种通俗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经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组合问题和答案的更广泛的思考框架，因此它也在解决问题或给出方案时体现出一种“中国特色”的性质。

从刘慈欣的小说里，我们可以一窥中国的外交战略，因为从中折射出中国对人与技术的关系、人类在世界上的角色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刘慈欣的小说，都显露出对科学和技术的推崇。马克思主义有时被称作“科学社会主义”，因为它主张用科学方法理解经济和社会。若是再做延伸，“科学性”不仅指科学，还指向理性、事实和道德上的善。刘慈欣的“硬科幻”小说，恰恰显露出这一特质：他小心翼翼地遵循科学方法构建世界，高度忠实于已知的宇宙物理定律。

比如在《三体》中，三体人“对艺术和文学不感兴趣，也不明白谎言或诡计”。在《流浪地球》里，故事叙述者的教育过程，只集中在科学和工程学上，艺术和哲学被视作“分心”而不被学习。

这两部小说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共性：它们都认定未来是科学至上的，科学的影响力将不只限于科学领域，也将左右政治的发展。比如在《流浪地球》中，正在膨胀成红巨星的太阳，威胁着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唯一的解决方案，是把地球变成宇宙飞船，带着全体人类穿越银河系。在这种极端背景下，所有政治路径的解决方式，都以干扰计划的形式存在，能够实际解决问题的只有技术方案：世界联合政府将人类疏散到地下城市，并使用巨大的地球发动机穿越银河系。而地球发动机没有用可再生能源提供动力，而是从地壳开采大量岩石来提供燃料。这是一种在西方读者看来有些“奇怪”的解决方式：它不打算拯救地球，相反“啃老”地球以逃离太阳。而这似乎反映了刘慈欣个人的主张：他曾提及中国应该把更多的资金放在太空探索上，而不是环境保护上。

对西方读者来说，牺牲环境以拯救人类是奇怪的。更奇怪的是，他进而提出了牺牲人类以拯救人类的方案。当地下城无法容纳全部人类时，他要求老人和弱者先行牺牲。但最为重要的是：刘慈欣似乎并不认为《流浪地球》是一部反乌托邦小说。对他来说，可能这是现实的，因为社会的发展会遵循科学，即便科学摧毁了地球，进而损害了人类自身。

我必须指出，他的思维与许多反乌托邦科幻故事的作者不同。刘慈欣不害怕科学技术，因为他尽职尽责地将科技进步视为人类问题的答案。对科技的不加防范，也出现在了另一位中国科幻作家郝景芳的作品里：AI成为了三岁半男孩的保姆。在经历了最初的尴尬后，他们玩的很开心，并且相互影响着对方的志向：男孩想在将来成为科学家，而AI学会了如何与人类做朋友。

从中国的科幻小说中，我们能一窥中国人是如何处理科学与人性、环境与能源之间的矛盾的，以及我们应当把大问题框定为“技术还是政治”的问题。刘慈欣提出了一种现今很流行的观点：科学将拯救人类这一物种，即便副作用是摧毁地球和人性。

▍天下

第三个价值观是“天下”，它超越了中国与美国的地缘政治，也超越了中国是否从“社会主义”转向至“民族主义”的争论，落在了更大的“文明”之上。“天下观”不局限于中国的地理边界，而成为中国设想一种不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替代方式。我们被告知，中国人设想的“天下”秩序比当前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要好，因为它“更和平、保障了普遍的安全和文明的活力”。而“天下”不仅是中国的一个古老思想，中国哲学家赵汀阳更新了它，以解决21世纪的世界问题。“天下”让我们从整个世界的角度，而不是个人或民族国家思考全球政治。

《流浪地球》也显露出类似于“天下”的星球观：让人类存续的方式不是以单个国家或资本的力量制造上千艘飞船，而是让地球成为全人类的飞船。这听起来有点像中国的《全球安全倡议》：我们需要共同维护和平和世界的稳定......（因为）国家就像同舟共济的乘客，共享着共同的命运。

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美国科幻小说会刻意地强调多元，人性会体现在不同的种族、国籍甚至物种上。但中国科幻片则毫不避讳地将人性的弧光分配给中国人，而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人只是被动地帮助中国。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天下观”，这种从中国文化中汲取灵感设想的全球秩序，通常与“失败”的美国主导的秩序并列。

而《三体》小说也显露了僵化的文化和身份概念：三体人不是作为不同的物种呈现，而是以一种不同“文明”的形式现身，而这与西方流行的“流动的现代性”观念相左。刘慈欣创造了“宇宙社会学”加以解释：“首先，生存是文明的首要需要。第二，文明不断成长和膨胀，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 在这个仿佛只有零和博弈的体系里，地球始终处于生存焦虑之中，它要么征服别人，要么被征服。

对这部作品所折射的价值观，我们用发问的形式以更好理解：知识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这是一个面向所有人开放的系统，还是必须在国家利益所定义的封闭系统里运行？

在《三体》这部作品里，三体人利用他们的科技限制地球上的科学进步。有趣的是，刘慈欣的方案强化了这种封闭状态：他认为，解决困境的唯一方式是建立地球自己的封闭科学系统，而不是让地球上的所有科学家们在一个充满活力的开放系统里协同工作。

另一个点是精英与大众之争，“面壁者”的设定似乎认为大众是不被信任的，或者说，民主将导向毁灭而不是生存。而故事里的人物不只是不信任民主，实际上他们根本不在意政治，就像刘慈欣说的“政治正在腐蚀‘科学之美’”。

到此为止，我们与中国的分歧显而易见了：其一，如今全球面临的问题是要从个人层面，还是从国家、从文明、甚至从地球层面来理解？其二，我们究竟要从多元的角度，还是文明的角度去看待世界？其三，科学和知识是封闭的还是开放的？其四，这种价值观所导向的未来，是否会使斗争成为常态？

▍结论

当我们从《三体》里的未来返回到现实之中时，不难看出中国对中美关系的态度：随着贸易战逐渐演变成科技战，中国将自己视为与美国科学和文明斗争中的弱者。当然这种思维屡见不鲜，近现代的中国一直将自己视为软弱和被欺负的。

刘慈欣的小说强化了这一观感，而这些作品在中国和国际上的影响力，是我们无法放任不管的原因之一。而另一部分原因是，小说里枚举的问题和解决方案，也许会影响其外交战略：依靠科学来解决政治问题，并将与“他者”的接触视作生存所必需的零和博弈。我认为，我们必须思考避免这种未来发生的方法。

正如刘慈欣所说，“中国是一个面向未来的国家。”当中国科幻小说的设想超越了地缘政治二元论，开始思考人类与技术的关系，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并由此影响到全球秩序布局之时，我们也应该开始思考我们想要的全球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