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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多起生态环境执法典型案例清单中，卫星的身影总是频频出现。在治污攻坚场上，卫星遥感监测以大范围、快速响应、客观准确的特点，让污染无所遁形，在生态环境监测和监管执法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卫星不仅是治污攻坚场上的“探污者”，还是重要生态空间现状与变化的记录者、自然保护的监测者。去年，作为天眼侦探的升级版“五基”协同生态遥感监测体系亮相奋进新时代主题展。卫星天眼如何“探污”？“五基”体系是什么？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南都邀请了全国政协委员、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主任高吉喜讲述“天眼侦探”的那些事。

　　除此之外，高吉喜也是生态保护红线的提出者之一。他告诉南都记者，当时之所以提出这一构想，恰逢2000年前后我国大发展时期，很多重要的生态用地被开发占用。只有划定红线，才能引导地方政府加强对生态用地的保护与修复。不过，红线也不意味着禁区，在不影响生态功能的情况下，允许适当的人类活动，保障原住居民的生产、生活和发展。

谈“天眼”卫星“探案”

工厂偷排难逃卫星慧眼，卫星、人工相配合可实现广、精度融合

　　南都：天眼卫星在治污攻坚场上发挥了哪些作用？

　　高吉喜：卫星遥感监测是一种适宜于大范围、可快速响应、客观准确的现代化监测技术手段，已经在生态环境监测和监管执法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卫星遥感可根据生态环境监管需求主动发现污染问题。对不确定的问题，可再进行现场核实、解决问题。

　　举例来说，我们可以利用卫星发现黑臭水体。过去我们主要以检测城市黑臭水体为主，现在我们还可以通过卫星遥感对农村黑臭水体进行鉴别，了解地区、市县黑臭水体的分布、面积以及大概的污染程度；我们还可以对河流的变化，如河流断流的情况进行监测，还可通过遥感发现蓝藻、水华。此外，还可利用卫星遥感感知空气质量的变化，秸秆焚烧的火点状况等。

　　南都：部分工厂弄虚作假、偷排污染物的行为能否瞒过遥感卫星的“眼睛”？

　　高吉喜：对重点区域排放量大的大气污染，卫星遥感是可以识别出来的。在去年两会期间，黄部长到唐山检查发现有偷排现象。我们后来利用卫星反演，发现确实有偷排现象，而这绝对逃不过卫星的慧眼。

　　卫星主要利用高光谱、多光谱等各种传感器对地面进行监测，因此在卫星发射前，就要根据需要设计提出将监测哪些大气成分、监测哪些水质状况、污染状况，进而确定需要装置哪些载荷。

　　南都：相比人工巡查和人工值守的方式，环境卫星在生态环境监测方面有何优势？人为的调查和卫星监测如何打配合？

　　高吉喜：卫星监测的优势非常明确，第一，它可以进行大范围监测，检测的面非常广；第二，卫星监测可以从上到下进行立体监测，如对大气成分可以进行立体观测；第三，它可以对已发生的环境污染事件、生态破坏事件进行反演。比如半个月前排放的污染物，两年前的生态破坏事件，都可以通过反演发现问题。所以从这几个功能来看，卫星监测与地面相比，还是具有很大的优势。不过，地面检测也有其优势，地面站点更准确。因此，两者结合起来，从广度与精度上就能实现有机地融合。

　　另外有些区域，秸秆焚烧火点在地面没有检测点，只能靠卫星来检测，所以它也起到了互相弥补的作用。其次，以水华为例，蓝藻在太湖虽有监测点，但它只监测几个点，而卫星就可以监测一个区域，可以说是区域与局部的关系。

　　南都：传统的卫星遥感监测手段存在时空精度不匹配等问题，与传统卫星遥感监测手段相比，作为升级版的“天眼侦探”，“五基”协同生态遥感监测体系有哪些优势？

　　高吉喜：“五基”体系是指集天基卫星、空基遥感、航空无人机、移动巡护监测车和地面观测设备五种手段为一体的生态遥感协同监测体系。“五基”体系不是由多种监测平台、载荷和技术方法简单罗列、堆积构建的监测体系，而是从生态遥感监测需求出发，通过装备、数据和应用等多种协同技术将监测过程中每个节点相互连结，构建形成的多维度、多节点、非线性的复杂监测网络。

　　它主要对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进行监测，最主要监测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类干扰监测，二是生态保护状况监测，比如植被覆盖度、植被生产力等。

　　南都：环境遥感监测事业可能还面临着系统的业务体系尚未形成，遥感数据资源质量有限以及资金投入差距较大的困境。下一步在完善环境遥感监测系统方面有何计划？

　　高吉喜：生态环境部发布了卫星环境中长期发展规划，根据决策的需求，将进一步谋划未来还需要发射哪些卫星，发射多少颗，形成什么样的组网，以满足对大气、水、土壤、植被的有效监测。所以从中长期来讲，生态环境部已对卫星发射有了一个规划布局。

　　其次，对现有的卫星来说，怎样更好地发挥其功能，如通过提高模型算法的精度，更好地反演发现生态破坏状况和环境污染状况。

　　山东胶州湾多谱段遥感卫星影像图。 中科院供图

谈生态保护红线

生态保护红线并非无人之地，利用高科技“守住”生态红线

　　南都：生态保护红线是在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早在2000年，您就提出划定“生态红线”、优化国土生态安全格局的构想。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提出这一建议？

　　高吉喜：2000年前后正好是我国大发展时期，也可以说是一个大开发的时期，很多重要的生态空间被开发占用。但怎样去制止，去告诉地方政府哪些区域需要严格保护，哪些地方可以开发，尚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所以，我们就提出了生态保护红线的理念，明确需要保护什么、在哪儿保护，怎么落实到空间上。

　　如果红线一旦划定，地方政府就可知道这个地方是需要保护的，其他区域经济环境影响评价后，认为适合开发，则就可以开发，这即可加强生态保护，又可避免保护与开发的矛盾。可以说，基于这种情形，就提出了生态保护红线。

　　南都：在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的过程中曾经遇到了哪些困难？

　　高吉喜：对绝大部分区域来说，科学界定的红线保护区域和地方的需求是一致的。因此，划定时并不困难。但是个别地方，特别是城乡交界的区域，从科学评估来看需要保护的区域，因地方政府不确定这里以后会不会开发，所以就容易产生一些矛盾。还有一种情况是，矿产资源丰富的区域，地方担心一旦划入红线，以后就不能再开发，影响收益。

　　另外一个原因是，部分地方对生态保护红线如何管理、如何实施不太清楚，以为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之后就一成不变，为此产生一些抵触心理。

　　针对这些情况，国家有关部门在指导各地生态保护划定过程中，推出了几十条详细的指导意见，明确地指出了保护与开发遇到矛盾时怎么处理，所以后来这些问题还是处理得比较好的。

　　南都：为打消当地的顾虑，平衡开发与保护矛盾，都做了哪些努力？

　　高吉喜：一方面要加大宣传，告诉当地生态保护的重要性，让当地认识到哪些区域生态价值高，对整个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更重要。我们需让地方政府认识到，需划入生态保护的区域，其生态价值远比开发建设工厂的价值大。

　　其次，需依照相关规章制度和科学评估划定生态保护红线，该划的还是一定要去划。为此，我们在国家有关法律的技术上，制定了好多生态保护红线划线的技术要点，以保障生态保护红线的科学划定。

　　第三，划定生态红线，不是要限制地方的经济发展。实际上从长远角度来讲，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是为了支撑、保障地方经济的长远发展。因此，在划定过程中，除了考虑哪些区域保护，也特别考虑了怎样通过划定红线，优化保护与开发格局，让地方经济发展更有后劲。所以，现在大家对划生态红线的积极性很高，认识到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不是限制发展，而是促进地方经济长远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

　　南都：一听到红线这个词，很多人就会把它与完全不能触碰这样一个含义联系起来，这是否意味着这个红线之内不能有任何的人类活动呢？

　　高吉喜：因为大家对红线这个词比较敏感，所以认为生态红线划定后就完全不能去触碰，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生态保护红线不是无人之地。

　　去年，自然资源部联合其他部门发布的文件已明确给出了正面清单明确规定允许生活居住在生态红线内的原住民可继续从事必要的生产活动。比如草原区可以放牧，海边可以养鱼，根据需要可以适当地盖房子……

　　所以，更重要的是要统筹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在不影响生态功能的情况下，原住居民的正常生产生活是不受影响的，而且通过生态补偿，转变发展方式，让当地居民更好地生活、生产和发展。

　　南都：生态保护红线已经划定，如何“守住”成为现在的主要问题。为进一步“守”住红线，您有何建议？

　　高吉喜：生态保护红线不像自然保护区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其管理的主体责任在地方政府。国家层面，需通过卫星、无人机和必要的地面巡护来实现有效的管控。

　　利用高科技技术来监管红线是重要的手段。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建立了生态保护红线监管中心，可对生态红线内的人类活动进行实时监管，对生态质量的变化进行动态评估，以保证生态保护红线的面积不缩小、性质不改变，功能不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