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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研究所策划《女性友好城市十问》，关注城市中女性权益的十个面向。

本篇我们关注经济学视角下的女性权益问题。女性与经济的关系如何？女性在私领域所创造的劳动价值如何衡量？如何破解性别资源分配不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一带一路学院研究员万喆表示，社会性别预算可作为补足女性权益的政策工具之一，它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性别资源分配的失衡，也能让我们在整体财政收支的平衡上看到，实现性别平等是有利于社会未来的经济发展。

制图 澎湃新闻王璐瑶

女性与经济的关系

澎湃新闻：从宏观层面，女性经济地位有着什么变化？

万喆：过去有着“男主外女主内”的特点，因为在农耕时代需要壮劳力，对体能要求很高，所以男性成为了主要的劳动力，而女性需要生育和养育孩子，所以她们对社会的经济产业的贡献就相对比较有限了，这也使女性没有什么发言权。

而到了工业文明，像珍妮纺纱机的出现，让很多女性从家庭走出来进入工厂，也有了对家庭经济上的贡献。因为技术革命产生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条件，第一个是对体力的要求相对减轻，不像农耕文化那么明显；第二个是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农业作为第一大生产业被削弱了，在这个过程中，家庭结构产生了变化，如果家庭中只有一个人工作，可能就不能负担整个家庭的开支，所以越来越多女性参加工作。妇女为工业革命的发展和国家经济的胜利作出伟大贡献，而工业革命则为妇女参加社会劳动获取经济独立提供了客观可能。

到了20世纪后半叶，互联网逐渐成型并投入民用领域，人类真正开始迈入信息共享社会。这个时期，女性渴求独立工作、社会认同、平等地位的呼声更高，使从前被男性垄断的职业向妇女开放，使许多社会部门把解决妇女平等问题纳入自己的工作目标。

到了现在互联网智能化时代，经济对体能的需求又进一步降低。像人工智能的发展，ChatGPT的出现，让机器能够进行自我学习，那些重复性的、单纯体能的劳动又会进一步被机器取代，也让过去体能造成的性别不平等，比如说工作机会上的不平等，或其他的沟壑，越来越多地被抹平了。

尽管必须说，有关女性独立的促进和推动因素相当复杂，但从三次工业革命的角度看，因社会经济变化，带来家庭关系的变化，带来女性的经济收入提高，带来女性对社会地位和人格独立的要求。经济独立使社会地位独立获得了一定基础，所以，女性追求独立的过程，与经济息息相关。

澎湃新闻：经济学中有一个词叫“性别红利”，指的是女性作为劳动力时，对经济的推动所创造的红利，所以女性和经济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吗？

万喆：“性别红利”这种说法很容易让人误会，这里要指出的是，性别红利不是指女性因为性别而获得与男性不一样的红利，而是指的女性的经济贡献。过去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因为社会和家庭的原因，她的参与度比较低，现在劳动参与率的整体提高，女性对社会经济产业的贡献度也整体提高。

更多的女性从事正式的、有偿的工作，将增加有效劳动供给，促进经济更快增长。充分释放女性这一潜在劳动力，短期内也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老龄化等劳动人口不足的压力，相当于对人口红利的补足。过去女性对社会经济没有帮助吗？生孩子就是对社会经济的帮助，不然人口红利哪来的？家务劳动也是对社会经济的贡献。但在社会整体经济的核算中是不会把它们囊括在内的，说明在过去的经济结构下，女性是被边缘化和被无视的。

另外，女性作为母亲的角色，她对孩子的影响是巨大的。很多实证都表明，在代际传承中，母亲起到非常显著的影响力。以前我们做贫困课题也发现，在脱贫过程中，母亲对下一代甚至几代，在教育理念、对社会的认知、工作的态度和人生的选择上，都有巨大的影响力。这也是我认为的一个潜在的、而且是中长期的性别红利，如果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越高，那么下一代甚至几代的受教育的程度，或者接受教育的意愿，都有积极的影响。

所以，性别红利在对经济的贡献上是比较容易看到的，但对代际的影响，是社会更需要重视的。

澎湃新闻：2008年金融危机、疫情三年，都有研究显示女性的生存处境变得更差了，这是为什么？

万喆：因为女性在整体传统社会中还是弱势群体，她们的正当权益，从全球来看，比如说受教育、同工同酬、不受滋扰等等正当权益的保护仍然有待加强。过去我们做贫困课题非常明显，在全球范围里，越是在贫困地区或家庭中，女性的地位就越被边缘化，她的权益就越被弱化。

以日本为例，这次疫情的暴发以后，女性境遇的恶化更为明显。根据日本的一些研究报告，疫情发生后，在公司裁员、减薪或者找工作等情况上，日本女性遭遇到的环境恶化边际要比男性更深。因为对就业女性来说，公司员工的性别比可能是比较均等的，但在高管的性别比上，失衡是相当严重的。从社会地位和阶层来说，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虽然高，但在管理层的占比仍较低，所以她们的收入和整体地位也是较低，那么在经济危机的时候，当然更容易受到打击。一方面职位更容易被消减，另一方面收入不是特别高，更容易捉襟见肘。那对需要再就业的女性来说，本来就裁员的环境，如果有新招的话，企业也可能会更优先招男性。原因还是老问题，企业会觉得女性需要生育和育儿。

在经济繁荣、平稳的时候，社会对女性的歧视或者说女性正当权益还未正常化现象，不是很明显。因为大家都跟着大环境水涨船高，但是在经济衰退，或者遇到天灾的情况下，感受就会更明显。

澎湃新闻：改善女性贫困的方法，除了大环境上的性别理念要趋于平等化，我们也看到对边缘地区女性，像国际或者国内都点对点的帮扶项目。除此之外，您认为是否有比较理想的方法？

万喆：第一，女性权益的保护不是对女性权益的拔高，不是说作为女性有特别的权利，而是过去女性的正常权益没得到保护，现在只是把她弱势的这一部分补成正常了。

第二，在父权社会，不管是古代中国，还是古代欧洲，当时的家庭观念中女性是没有继承权的，所以性别权利不平等有着非常长久的历史，它不会那么快就消失。当前，进行点对点地帮扶是非常必要的，比如提供或保障贫困地区的女童受教育权。我们也需要中长期的观念和法制的支持。

第三，社会在进步，要求女性权益的正常化，实现男女平等，这并不只是一个概念性的提出，而是有很深刻的社会经济变化的结构性背景。在一个现代社会，再让女性都回家不工作，不仅社会认知上不能答应，家庭经济承受也是需要女性出来工作的。所以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结构的变化，是推动女性权益正常化最有力的推手，它是一个阻挡不了的中长期大趋势。未来如果经济和工作对体力需求进一步下降，那么性别对经济贡献比会进一步均衡，女性权益也会进一步正常化。

所以总的来说，在中短期进行点对点帮扶，是在社会上先行一步，但从中长期看，是经济社会的发展推动使权益保护的价值观得以支撑。这是社会、政治和经济三方面互相推动历史前进。所以，女性权益的正常化是历史的选择，而不是靠个人或者团体组织的单独力量能够实现或者阻挡的。

社会的捐赠是这名春蕾女童能够继续读书的重要支持。人民视觉? 资料图

性别资源分配与社会性别预算

澎湃新闻：您有没有关注到城市生活中性别资源分配不一样的地方？

万喆：不仅公共资源的倾斜度不一样，社会对于男女性的宽容性也是不一样的。在上世纪，西方女性没有投票权，在一些国家女性是不能单独去酒吧喝酒的，有一些国家的女性不能单独出门，都体现了性别资源分配的不均。在当代，工作、薪酬、农村妇女的土地继承权等等，也都存在着极大的性别差异，可见从公到私都存在不平衡。所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年轻女性自杀率表明，她们很容易陷在一个家庭的矛盾、经济的困顿之中，说明她们的公私领域的资源几乎都不可及。

澎湃新闻：能否从经济学角度解释，为什么社会对家庭照料的经济价值的认可度不高？

万喆：所谓经济价值，它需要能在公开市场进行估值，对接越充分，估值就越公平。市场上如果流动性越差，价格就是扭曲的，它就不能估值，就形成了垄断定价了。以前，家务劳动是一个点对点的劳动付出，无论做得好或不好，都不到市场上形成流动，也就无法形成价格。从经济学角度看，它在市场上都没有估值，大家就会觉得它没价值。但它不是没价值，它只是无法显现它的价值。那现在有了家政工的出现，就让家务有了劳动价格，因为它有市场的对照组了。

第二种，用机会成本也可以进行估值。当你有多个机会选择时，可以用相同的机会来判断估值，从而对某些机会进行估值。但女性在过去封闭的社会里，她没有选择，也就没有机会成本可言。所以当女性能够广泛地加入到社会劳动中时，她也可以对生育的机会成本的估值。比方一个中层领导有升职机会了，那她现在是去生孩子，还是选择去竞争升职？这就要计算机会成本了。所以以前让女性裹小脚，把女性禁锢在家里，她们就没办法将自己的劳动放到市场上去估值，也就不能形成机会成本的估值了。

所以女性权利，也指的是自由选择的权利。

妈妈们带着各自的宝宝来到户外晒太阳。人民视觉 资料图

澎湃新闻：但现在生育已经有了公共投入，那公共投入又是由什么决定的？

万喆：两方面，一个是社会需求到底有多大，另一个是其市场价格。需求有多大，取决于需求缺口和紧迫度。比如独生子女政策之前，大家都生很多，政府也没有给生育补贴。但到了现在，生育越来越稀缺，而且它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结构的需要，那就只能补贴它。

补贴程度不只和财政丰盈度有关，还与市场价格成因有关，如果补贴力度对大家来说不值一提，而生育给家庭带来的成本又很高的话，那也刺激不了生育，除非继续加大补贴力度刺激需求。因为这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供需关系。

比如在德国，如果是双职工家庭，那么孩子还没上托儿所之前，不仅女性有生育补贴，小孩也有补贴，因为他们不像中国家庭会有双方的父母过来自愿照顾孩子，而是政府会给这类家庭一定的家政费用补贴，根据双职工家庭的收入，进行不同的补贴力度。这样也鼓励女性出去工作了。

澎湃新闻：社会性别预算是从性别视角分析财政资源分配的绩效，以此来消除公共预算中对女性乃至其他弱势群体的歧视。您怎么看这一工具对性别平等的作用？

万喆：首先，社会性别预算不是从政策层面上，单独给女性编制一份预算，也不是在预算分配时决定要给女性哪些预算，要给男性哪些预算，或者去强调两性获得同等的预算资源。而是全面地去看预算和公共政策对不同性别的影响，以此来消除对妇女及其他弱势群体的歧视，或者提高妇女原本缺位的权利。

而且，当你通过性别预算分配弥补了原本性别上的失衡，因为性别平等的提高，可能会缓解其他方面的支出。我们拿消除家暴这个目标举例。消除家暴也需要财政投入，比如要给夫妻培训，那各地妇联组织培训或是进行其他形式的宣讲，是需要预算投入的，比如法院建立家暴法庭，也需要预算投入。当我们为消除家暴投入一定财政资源后，如果家暴事件减少了，那它也会减少一些其它财政投入，比方说因为受到伤害需要医疗服务，那家暴缓解，医疗支出也就可能相应减少。女性免受暴力伤害，当然还有利于经济发展。

所以社会性别预算在补足女性权益方面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它不仅能一定程度上改善性别资源分配的失衡，也能让我们在整体的财政平衡上看到，性别结构变化或者说是女性权益的正常化，是有利于社会未来的财政收支平衡以及经济发展。

女性特质所带来的经济机遇

澎湃新闻：女性创业是否有其独特优势？

万喆：去年我担任了一个女性创业大赛的评委，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女性创业的项目很多都是和生活紧密相关的，比方烹饪食品类，手工艺品类，也有文旅项目。

所以我觉得，在智能化社会，女性就业和创业的条件变得越来越好了。因为过去女性也做这些事情，在家做饭、做针线活，但当时谁会觉得这些是有经济价值的？而现在，她们可以把这些事放到网上直播，就实现价值了，甚至可以变现了。所以技术进步是对女性创业、使她们获得更多机会最重要的推动。

当然阻碍肯定也有。极端的例子是藏族姑娘拉姆，她用短视频创业，但她前夫忍受不了她赚钱了独立了，以及有很多网友喜欢她，就采取了非常残忍的方式结束了她的生命，而社会并没有保护好她。

所以关注女性创业时，尤其要关注边缘女性创业时的权益。越是边缘的女性，越可能得不到家庭的支持，地位越边缘化，可能身边的人希望她永远保持无价值的状态。

澎湃新闻：在新时代背景下，女性还有哪些特质，能成为她们创造经济价值的优势？

万喆：当机械重复的劳动被替代掉，有什么劳动是不可替代的呢？我觉得从一些消费升级中的服务业可以看出来，比如说直播为什么兴盛，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包含了商品贸易的服务业，电商主播在推销商品的时候会陪你唠嗑，传统社会中，女性是比较随和、耐心的，尤其是基层的一些女性，她们在生活中是挺善于跟人聊天的，直播则更容易显现她们的优势。

虽然现在大家消费需求升级，也让过去处于更边缘化的女性有了更多经济机会。比方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家都觉得工业化产品是最好的，例如大家都想买尼龙袜，但到了现在，纯手工制品比机器制造的更受欢迎。所以借由技术发展带来的红利，这些地区的女性过去从事的手工业制品的劳动，现在有了更广阔的市场。

美妆直播。人民视觉 资料图

澎湃新闻：在女性权益提高方面，您还有什么想强调和补充的么？

万喆：以我国政府为例，尽管政府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几十年来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对女性权益的保护提升仍然有巨大的空间。如果女性权益得到更好的保护，女性潜力得到更好地发挥的话，对整体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都有巨大的好处。只是也不要把这件事刻画成一种高屋建瓴的、高高在上的，或者是脱离实际的文艺表达，甚至都造成理解的扭曲，这样反而会使最需要受到权益保护的一群人得不到关注。

制图 澎湃新闻王璐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