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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023年3月16日，日本东京，韩国总统尹锡悦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首相官邸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 视觉中国 图

?2023年3月16日到17日，韩国总统尹锡悦访问日本，重启中断12年的日韩首脑双边访问。尹锡悦本次访日在向外界传递出日韩关系走向改善的表象之外，实际上是迟滞许久的日韩合作重启的标志。在美国强力干预下，促成日韩两国政府就“日本二战强征劳工受害者赔偿方案”达成共识，逐渐消解长期横亘于日韩之间的历史问题分歧，这是巩固日韩两国“准同盟”关系，推进美日韩军事合作一体化的关键一步。

起起伏伏的“短边”

冷战时期，美国将日本定位为其在东亚战略的“核心”，将位处边缘地带的韩国视为拱卫日本的“缓冲”，韩国作为资本主义阵营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前哨使日本受益。美国分别通过与日本、韩国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和《美韩共同防御条约》建立同盟，强行将原本对立的日、韩两国绑定在美国主导的安全保障体系内，通过美国的中介作用建立间接联系，由于日韩两国面对共同的安全威胁且均与美国建立同盟，事实上形成了“准同盟”关系。

驻日、驻韩美军与日韩两国军事力量存在多重联系，如驻韩美军实质上是防御日本的前线的延伸，而驻日美军事实上也是韩国防御力量的后援；美国第七舰队和海军陆战队为韩国提供后方支援，美韩军事演习经常使用日本的基地为其提供后勤支持；美国的战术空军联队频繁地在日韩之间轮换，对朝鲜的海空侦察经常从日本的基地起飞。

美国原本积极斡旋日韩两国领导层，意图实现日韩和解，进而在东亚构建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干涉地区事务。但是，日、韩两国因历史问题与领土争端，双边关系改善举步维艰，日韩“准同盟”关系缺乏制度保障，无法实现战略性合作。导致美日韩仅形成以“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为长边、以日韩“准同盟”关系为短边的三边合作体制。自冷战时代迄今美日韩三边安保机制是沿着倚重“日美同盟”为基轴，巩固“韩美同盟”为辅翼，促进日韩关系改善，避免日韩“准同盟”短边萎缩的思维演进的。

由于在美日韩三边合作体制内，三国力量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称性。处于被动地位的日韩两国时刻存在着“联盟困境”。即联盟内国家对‘抛弃’和‘牵连’的担忧。

具体而言，当共同外部威胁显著且美国无法及时兑现安保承诺时，日韩两国可能因“被美国抛弃的担忧”选择消弭分歧寻求合作。如1966年至1969年间，朝鲜半岛局势出现了自朝鲜战争停战以来罕见的紧张局面，美国约翰逊政府对1968年1月21日“青瓦台事件”与1月23日“普韦布洛号事件”截然不同的处理态度[1]，使韩国朴正熙政权深感“被抛弃的危机”，遂选择主动接近日本，促成1968年8月日韩两国在定期部长级会议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强调：“韩国的安全和繁荣对日本的安全和繁荣有重大影响，并进一步确认亚洲的和平与繁荣是两国的共同目标，两国同意将继续合作，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最终于1969年11月，日美两国就冲绳返还事宜发表的《佐藤荣作-尼克松联合声明》中加入与日韩两国安全具有直接联系的“韩国条款”，强调“韩国的安全对日本自身的安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反之，当外部威胁缓和且美国能给予坚定支持时，日韩两国反而会因为各自利益作出趋利避害的判断，陷入“被牵连的担忧”，选择降低安保合作水平。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韩两国对于东亚地区安全形势的不同认知导致彼此摩擦不断，日韩安保合作历程呈现曲折发展的轨迹。随着1991年冷战结束，日韩两国面临的共同威胁大幅降低，长久以来被刻意遮蔽的历史问题、慰安妇问题与领土争端问题等负面因素浮出水面，深刻影响着冷战后日韩关系的顺利展开。不宁唯是，冷战后日本的政治保守化与军事大国化倾向成为韩国新的担忧，日韩关系起伏不定直至朝鲜核危机的出现才重新改善。

代价沉重的“投名状”

韩国前总统文在寅执政期间，朝韩先后进行三次首脑会谈，并签署了《板门店宣言》、《9?19平壤共同宣言》等一系列文件，但朝鲜无核化和南北关系并未取得显著进展。不同于文在寅政府漠视改善日韩关系，尹锡悦从竞选开始就一直强调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的重要性，呼吁强化美韩同盟，尽早解决日韩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尹锡悦上台后，韩国已不再坚持大国关系平衡者的“战略模糊”态度，外交与安保政策的显著特点是用“通过武力实现和平”替代文在寅政府提倡的“通过对话实现和平”，为贯彻这一政策，尹锡悦政府的行动逻辑是强化美韩同盟，深化日韩安保合作。

3月6日，作为尹锡悦访日的铺垫，韩国政府公布了解决日本强征劳工赔偿问题的“第三方代偿”方案，宣布将由韩方行政安全部下属的“日本帝国主义强制动员受害者支援财团”出面，代替被告日企向日本强征劳工的受害者支付赔偿金和利息。尹锡悦政府此举可视作向日美积极示好的“投名状”。

尹锡悦无视受害者及其家族的意愿，无视韩国民众坚决反对妥协，在独立门上高悬爱国志士安重根画像的义举，以“第三方代偿”方案解决二战日本强征劳工赔偿问题的做法，是在利用国家公器实现自己政治的私利，以牺牲韩国独立后的立国信念去换取韩国与G7、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关系的强化。

作为尹锡悦访日的重要成果，在3月16日举行的日韩首脑会谈，双方确认了日韩、美日韩合作应对朝鲜的重要性，就重启中断11年以上的两国首脑定期互访达成共识。共同表明“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重要性，表示将“共同努力，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些外交“突破”，实质上是美国与日本对于韩国自此低眉顺目加入己方阵营的“嘉奖”。

然而这一代价对于韩国而言过于沉重，因为它动摇了不少韩国人的历史观，从根底上否定了近代以来朝鲜半岛无数仁人志士为反抗日本殖民统治谋求民族独立作出的牺牲。正如在野党对尹锡悦的批判，“尹锡悦政府最终选择了背叛历史正义的道路”。

（王鹏飞，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编注：

[1] 1968年1月21日，31名朝鲜的特种部队人员越过军事分界线，企图入侵韩国青瓦台行刺韩国总统朴正熙，行动最终失败。两天后，美国海军间谍船“普韦布洛”号在靠近朝鲜东海岸领海处进行谍报活动时被朝鲜俘获。“普韦布洛”号事件转移了美国和国际社会对“青瓦台事件”的注意力。而且美国方面也不认同朴正熙“朝鲜将发动大规模进攻”的看法。当年12月，美国接受朝鲜提出的要求，承认错误、道歉、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被俘船员方得获释，但朝鲜没有归还“普韦布洛”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