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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茜 邱晨辉 张渺 见习记者 杨洁

　　两会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王焰新从中看到一个明确的信号：这是我们党把握科技创新规律的一个新认识，也凸显出我国当前发展阶段对基础研究这个源头活水“总开关”的更大需求。

　　两会期间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显示，我国近5年基础研究经费增长1倍。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看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基础研究取得了一些在国际上有重大影响的成果，但整体上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当下如何继续加强基础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已经进入大科学时代，基础研究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制度保障和政策引导对基础研究产出的影响越来越大。必须深化基础研究体制机制改革，发挥好制度、政策的价值驱动和战略牵引作用。

　　多位受访者呼吁健全和落实符合基础研究规律的创新体制机制，真正释放科研人员，特别是青年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其中，自主权、组织方式、评价机制等是关注度最高的关键词。

　　在选题、选人方面赋予一线单位更多自主权

　　如今看病能拍X光片，得益于德国科学家伦琴120多年发现的X射线；6G研发应用的部分编码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问世。基础研究的前瞻性至关重要。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在2月24日国新办举行的“权威部门话开局”新闻发布会上说：“基础研究首先是能提出问题。”

　　王贻芳认为，什么样的项目重要和紧迫，如何实现国际领先，哪儿会被“卡脖子”，如何培育重大成果等，科研单位自己最清楚。

　　2019年，科技部、教育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学院印发《关于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相关自主权的若干意见》，要求“赋予创新领军人才更大科研自主权”，国家科研项目负责人可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自主调整研究方案和技术路线，自主组织科研团队。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赋予科技领军人才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和技术路线选择权。

　　今年，王贻芳带来了一些关于改革基础研究管理的具体建议，希望未来能够充分发挥科学家和科研单位在选题、立项、布置和分配任务方面的作用，给予自主权。

　　他建议把部分经费的选题、立项决定权交给科学家、科研单位或领域内的科学家共同体。选取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央直属科研单位，依照其过去获得的竞争经费，按比例（如10%）给予稳定支持经费。提出试点项目的选取应当“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由试点单位的学术委员会和外部的专家顾问委员会给出评估意见，最后由单位领导决策。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田刚本次带来的提案中也谈到了“自主权”。作为北京大学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主任，他着眼于从人才“源头”加强基础研究，建议对于具有丰富拔尖人才培养成效的高校，给予“更多选拔培养的自主权利”。让高校科研院所在高层次人才培养工作中，承担更大责任、发挥更多主动性和积极性。

　　评价基础研究“不能用发了多少文章来衡量”

　　人是科技创新最关键的因素，评价机制是人的指挥棒。因此评价问题，特别是青年科研人员的绩效评价、聘期考核、人才称号问题也备受关注。

　　作为阿里原初引力波探测实验的首席科学家，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高能所研究员张新民正在领衔攻关原初引力波探测这一难题。2017年，国外三位科学家因Ligo探测到黑洞并合产生的引力波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但原初引力波至今在国际上还没被探测到，张新民所在团队在青藏高原海拔5250米的地方建立了观测站。

　　“在世界屋脊聆听宇宙初啼”，高原反应难以避免。一次，几个年轻人从北京过去高反很严重，一位女科研人员当天晚上就住了院。第二天，张新民以为她会打道回府，结果她留在观测站里继续工作。

　　这项可能会横跨数十年的基础研究项目，需要不少这样的年轻人。但张新民看到，有些年轻同事可能因短期内很难有重要论文产出，而失去获评青年人才称号等机会。他说：“年轻人心里不平衡了，就不稳了。”

　　“基础研究是做研究的基础，所有研究要首先从基础做起，才能有高层建筑。”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学术委员会主任童金南说，科学的楼房有两部分，一部分在地下，看不见；一部分在地面，可以看得见，“现在很多评价体制还是以看得见的为主”。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薛其坤正在带领团队打“看不见”的“地基”。其目前攻关的高温超导机理问题，是凝聚态物理的世纪性科学难题，他坦言：“没有人知道哪天能实现。”

　　“基础研究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不确定性。研究时间的不确定性，问题正确与否的不确定性，在什么时间用什么手段、什么人、什么机制去实现这些都有不确定性，这个不确定性要求我们一直在工作，有时候需要花费毕生的精力。”薛其坤认为：“对基础研究的评价不能用发了多少文章来衡量。”

　　“迫切需要解决青年科研人员中长期学术积累的体制机制问题。”这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协副主席袁亚湘在持续呼吁的问题，他特别强调“要制定符合基础研究学科特点的评价考核制度”。

　　具体而言，袁亚湘认为需要使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不必整日忙于立项、评估、总结、汇报，忙于说服领导和评委；使他们不必夜以继日地追评奖、争“帽子”，谋名誉，以此提升社会地位、改善生活条件。

　　2020年，科技部、发展改革委、教育部、中科院和自然科学基金委等五部门联合制定《加强“从0到1”基础研究工作方案》，提出建立有利于原始创新的评价制度。对人和创新团队的评价推行代表作评价制度，避免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倾向。基础研究项目重点评价新发现、新原理、新方法、新规律的原创性和科学价值，注重评价代表性成果水平。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完善基础研究人才差异化评价和长周期支持机制”“构建符合基础研究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的评价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钟章队建议，减少短期绩效考核的权重，以学科方向、研究方向、团队协作为基础的聘期考核为主，让研究者没有后顾之忧地选择自己更感兴趣、更擅长的研究方向，长期坚持攻关。

　　王焰新表示，在评价机制上，应对不同类型基础研究开展“差异化”评价标准和评估。对于基础研究青年人才的评价应“尽量以新知识发现和方法学创新为导向，而非项目快速结题出成果为导向”，让青年人才静下来，潜心学术研究。

　　支持基础研究需“灵活”且“长期”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还指出，要优化国家科技计划基础研究支持体系，完善基础研究项目组织、申报、评审和决策机制，实施差异化分类管理和国际国内同行评议。从采访中看，从事不同学科、种类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对于组织形式的诉求差别较大，“灵活”组织成为不少科研人员追求的总体原则。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刘歆认为，对于身边的青年科研人员来说，比起越来越名目繁杂的各类奖励和项目，一个稳定、宽松的科研环境尤为重要。他呼吁减少以“顶层设计”为名、过多干涉数学领域青年科研人员的独立探索，要保护年轻人在学术生涯早期所具有的强大创造力。

　　而在张新民看来，高能物理大科学装置上马，“那么多钱，那么多人，没有一个很好的规划能行吗”？

　　对此，王焰新和许多科学家的共识是，基础研究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且不同的基础研究活动有不同的特点和要求，在组织机制建设上需要更加开放、灵活、多样化。

　　同时，不少科研人员在谈到加强基础研究时，非常重视“长期”二字。

　　童金南对“基础研究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感触很深。他认为大科学研究好比设计大地质工程，需要进行切实细致的前期调研和评估。但目前，“一般不允许我们有太多的时间进行前期调研和仔细考虑，大部分投入者都要求马上见到实效，这不符合基础研究的规律”。

　　具有基础性、奠基性的理论问题往往需要十年如一日甚至长达几十年的专注投入。今年九三学社中央拟提交一份与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有关的提案，建议对基础研究类人才给予长期稳定的科研经费支持。

　　田刚在提案中还表示，希望给予基础研究的支持，不要因管理人员的变动或管理单位的变迁而改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天科工航天三江科技委顾问许波建议，企业应当面向长远发展，进一步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探索设立专项基金，前瞻部署基础研究，增强创新创造机能。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李侠，曾选取全球1800-2006年间做出基础研究颠覆性产出的40位科学家进行分析，其中包括爱因斯坦、麦克斯韦、海森堡等人，他发现，这40位科学家做出颠覆性成果的平均年龄为36.45岁。这一结论揭示：基础研究颠覆性成果大多是年轻人做出来的。他说：“从大尺度时间范围来看，我们的多个研究表明，科学家学术创造力峰值年龄大约在38岁左右。”

　　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研究所的李政道学者李数是一位正奔跑在科学探索之路上的青年学者。他致力于高能量前沿实验粒子物理研究，有跃跃欲试的科研想法，希望基础研究工作能够获得足够且稳定的资助，以心无旁骛地探索自然极限、拓展人类认知疆域。

　　“让钱为科技人员服务，而不是让科技人才为钱服务。”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市科技局局长王桂林说：“在广州，只要博士来我们就给项目、给钱。”

　　他自2021年开始推动基础研究“普惠式”项目“启航”计划——先拿5万元作年轻科研人员的“第一桶金”供其自由探索，随后对其中的拔尖人才进行阶梯式“续航”。王桂林把这种少量普惠支持叫“抛砖引玉”，“没想到年轻人对这块 ‘砖’印象很好”。他说，两年来，这项计划支持了2600余名35岁及以下的青年博士开展基础研究，广州基础研究人才“蓄水池”初步建成。

　　看到日本的诺奖成果涌现最起码积淀了50年，王桂林觉得：“加强基础研究不急不行，因为一万年太久。但从青年人才的发展规律看，太急，更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