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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产执掌郑国政务20多年深受百姓爱戴，《礼记》赞他“犹众人之母也”。子产去世时，“郑人皆哭泣，悲之如亡亲戚”。

子产治理郑国期间，曾用自己乘坐的车子助人渡河。孟子听闻后借题议论：子产心肠好，却不知为政之道。如果十一月建好行人的桥，十二月建好通车的桥，百姓就不会为过河发愁了。

孟子的这番议论，大致想阐明这样一个道理：为政之道在于尚大德、识大体、办大事，而不必事事躬亲施小惠。这一治国理念，总体上得到后世推崇。

诸葛亮在处理蜀国政务时就曾说：“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施政要从全局上解决普遍性问题、惠及大多数人，以小惠悦人不仅不可取，还有沽名钓誉之嫌。换成今天的说法，就是“作秀”。

那么，子产真的是在作秀吗？他的做法真的不可取吗？

春秋晚期的郑国，外有齐秦晋楚强邻环伺，内有七大家族明争暗斗，政局很不稳定。子产主政后礼法并重、宽猛相济，在采取自强图存的外交策略稳定周边之时，积极推行一系列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变革。

一是“作封洫”，就是划清地界，以防发生权属纷争；挖掘沟渠，以利排灌畅通；承认私田并按占有量征税，以限制贵族势力侵吞田产；健全户籍，合理编组，以形成良好的城乡社会秩序。

二是“作丘赋”，就是建立与“作封洫”相配套的军赋制度，按土地占有量分担军需军备。

三是“铸刑鼎”，就是把刑律铸在鼎上，公布于众。

史书记载，子产执政一年，浪荡子不再轻浮嬉戏，老年人不必拎重物，儿童也不用干农活；两年后，市场商人不虚抬物价；三年过去，人们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四年后，农民收工不必把农具带回家；五年后，男子不需服兵役。

《尚书》云：“德惟善政，政在养民。”范仲淹进一步解释：“圣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养民。”善政即仁政，其核心是以民为本。

子产虽为“小国之相”，却获得晋楚等大国尊敬。孔子将其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仁爱精神，看作古代先贤的遗风。韩愈还写下《子产不毁乡校颂》，称赞子产是执政者的楷模和典范。

回到孟子的点评，焦点集中在大德与小惠的关系上。古往今来，多数人的看法倾向于“为政不能止乎惠”，但也不应把大德与小惠对立起来，讲大德而废小惠。作为一国之相，在庙堂要抓大政以利国，到乡间要发善心以恤民，二者都是为政之德，怎能绝然分开？

这不禁让人想起庄周贷粟的故事。对于“涸辙之鲋”来说，得斗升之水便可活命；引西江水来救，恐怕它早就变成干鱼了。掬斗升之水虽是小惠，却比引西江之水这样的大德及时得多。

这就像光焰无际的太阳也有照不到的角落一样，再完善的制度也不可能调整所有的社会关系和行为，再宏大的政策也不可能惠及所有人群，再富有的国度也有需要救助的弱势群体。

就拿架桥一事来说，并非所有河流的所有区段都需要架桥。即使需要架桥的区段，也不是所有的堤岸都有条件架桥。假如是条浅窄的季节河，过河的人又不多，未必一定要架桥。子产出行时无意间看到有人难以渡河，便施以援手，有何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