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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坚硬仗

打蟠龙，彭德怀将2纵放在攻坚的主力位置上，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羊马河战斗1纵作为阻击部队，是“啃硬骨头”的，所以调剂一下；另一方面从羊马河战斗及新岔河战斗的情况看，2纵执行命令比较坚决，彭德怀用得更顺手一点。

据独4旅蟠龙战斗阵中日记记载，5月1日下午4时，独4旅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研究攻坚部署时有人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以一个团直接攻击蟠龙镇，将其指挥机关打乱，使山上之敌失去指挥。这个想法为旅长顿星云所否决，还是决心先肃清外围之敌，再攻蟠龙镇。5月2日18时，独4旅以第14团、第13团向敌集玉峁沟东警戒阵地发起了攻击。22时，14团进至集玉圪垯，敌已撤回主阵地。第13团也占领的郭家庄北山，并以两个连对青化砭警戒。

新4旅负责攻击集玉峁主阵地东北高地，张贤约旅长令16团以“夜老虎七连”摸占了纸坊坪以北山梁的三个碉群，同时，771团3营也攻占了镇东的山神庙梁，在对付胡军的反扑中，第8连连长杨洪吉牺牲。

1纵以358旅716团于当晚21时开始向田子院之敌发起攻击，但因为寨子较高且地形狭窄不易攀登，打了四五个钟头，直到3日2时才突入寨内，但敌已逃走，仅俘30余人，跟踪追击至蟠龙以北小高地受阻，时已天亮，遂停止攻击。

独1旅以第714团、第2团分别向老庄南北山防守之敌进攻。21时30分与敌接触，部队以勇猛动作迅速攻占了各高地及辛庄科、老庄，歼敌陕西保安总队一部，并乘胜发展。第714团向小庙梁、第2团向磨盘山攻击前进。至拂晓，各分队接近敌主阵地前。

当天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报告蟠龙战况：“今拂晓攻击，敌保安队守备第一线，我攻占第一线后，即已天明，共俘保安队六百余人，我主力均已接近敌阵地，伤亡甚小，本日黄昏后决心再攻。”毛泽东4日午时复电：“俘敌六百，甚慰。敌主力似在绥米地区有数天停留，至少一星期才能返抵蟠龙。我军如能在一星期内攻克蟠龙即可保持主动。胡宗南已令张新率二十四旅一部（可能是一个团）增援，望注意。”由该电可判断，此时军委二局破译敌电报的任务已经完成，毛泽东对胡宗南部的动向，甚至其下达的增援指令均已了如指掌。

集玉峁是蟠龙守敌的主阵地，167旅以第499团第2营和第3营第7连驻守，他们以制高点为核心构筑了大伏地堡，并辅以周围小伏地堡，构成梅花形碉群。核心碉堡周围削成陡壁，并挖成深宽各六七米的外壕。外壕及山洼要道均设有铁丝网或地雷，大小碉堡可互相支援，形成交叉火力，之间以交通壕连接。集玉峁东几百米处，有一个高于集玉峁的土山包，叫集玉圪垯，敌驻守了一个加强连，将其削成陡壁，辅以外壕、铁丝网，山上是环形交通壕，修好了向外的射孔。要攻占蟠龙，能否夺占集玉峁是其关键，而夺占集玉峁的重要一环，又是攻克集玉圪垯。攻克集玉圪垯的任务落在了独4旅13团2营身上。

13团2营当天黄昏前展开攻击，连续猛攻数次，均未奏效。王震在独4旅指挥所待不住，跑到13团、14团的指挥所，令部队暂时停止攻击，开展军事民主，让大家想办法。13团团长王文礼、政委曾光明到2营召集营连排干部和爆破组、突击队员开“诸葛亮会议”，讨论如何打上去。战士反映三次攻击都攻入外壕，但转来转去都找不到可攀登的路。会上讨论的结果是用加大药量的炸药包并排横放实施爆破的办法，破坏敌外壕陡壁。2营遂展开第四次攻击。在火力掩护下，以数个爆破小组突入外壕，将炸药包横排，用事先准备好的木叉顶在陡壁上。爆破后，陡壁被炸滑坡形成了可以攀登的斜坡，突击队配备冲锋枪，一举突入，后续部队也随之杀入，与守敌展开肉搏战，敌伤亡惨重，被迫弃阵而逃。

守军之顽强也是出乎意料的。彭德怀5月4日凌晨给军委的电报中称：“敌敢于白刃战，昨黄昏前夺取蟠龙东南一高山阵地（一连据守），仅俘二十人，余均被刺死。”过去认为胡宗南部整1军“不能夜战，恐惧我之手榴弹与刺刀，缺乏肉搏勇气”，但这一战斗表明，在特殊环境下敌军仍有困兽之斗的可能。

不仅于此，守军还实施了反击。集玉峁主阵地以一个连兵力在炮火掩护下向集玉圪垯反扑，企图夺回失去的阵地。但2营准备充分，占据集玉圪垯后立即迅速改造工事，将射孔改向集玉峁方向。当敌进至手榴弹距离时，突然以手榴弹、步机枪火力打垮了敌人的反扑。该敌在各种火力打击下，竟无法重新退回集玉峁，被迫顺山沟逃回蟠龙镇。这使得集玉峁之守军又减少了一个连的兵力，为之后的攻击创造了有利条件。反击战斗中，13团一参谋（营级）梁树德被集玉峁山上敌山炮击中牺牲。

14团也以第2营为第一梯队发起进攻。上午以第4连冲至敌主阵地前，因无法越过外壕，与敌隔壕对峙，互掷手榴弹，相持十余分钟后，不得不退回冲锋出发地。随即以第4、5两个连和13团第5、7连再次向敌冲击，仍不成功。新4旅16团2营也以一个连配合攻击，但猛攻数次，均未能奏效。

当夜未能夺取敌主阵地，彭德怀决定暂停攻击，总结经验教训，讨论如何夺取敌阵地。第二天上午，王震在独4旅指挥所用望远镜看见两名已经攻到铁丝网和外壕边的战士仍在不停地向敌外壕挖坑道，和顿星云研究后，向彭德怀建议用对壕作业的办法继续攻击，得到了同意。14团立即展开对壕作业，至当日中午前，就完成了任务。集玉峁的地形险要，只有东面和北面有斜坡可上，故此敌工事、火力均集中于这两个方向。独4旅旅长顿星云、参谋长马森反复观察，认为南面是敌防御的薄弱环节。南面有一条300多米长，20多米深，30多米宽的沟，沟两边是黄土质悬崖，顿星云令13团派一个连，于前一天夜间在悬崖上秘密挖掘小道，并在悬崖顶端我方斜面上，分散挖掘了能隐蔽一个连的猫耳洞。13团以第2连负责挖掘任务，拂晓前完成，接着又换下2连休息，以第6连带干粮和水进入猫耳洞，准备执行突击任务。

当日下午15时，2纵将炮火移至集玉圪垯东山准备向敌行抵近射击时，发觉敌已经动摇逃窜，遂未待炮火掩护即发起攻击，暗壕里的部队偷至敌外壕边炸开缺口，13团乘浓烟弥漫之机突入外壕，迭成人梯越过外壕内壁，将敌投弹组打垮。山后之敌的反冲击又被事先准备好的手提机枪组击溃，遂乘势攻上敌人大碉堡。14团、新4旅部队亦相继突入，各自消灭了集玉峁西侧和北侧之敌，迫使残敌向第二主阵地——苦菜梁——逃窜。据王恩茂日记，“该主阵地原是敌一六七旅四九九团二营五连，因该连长负伤换四连守备，被歼灭的则是四连”。

与2纵相比，1纵方向进展仍十分缓慢。3日黄昏，第716团以第2营向蟠龙以北高地攻击，因对敌之工事没有查清，障碍物未破坏就发起冲击，因而受挫。夜间又以第1营攻击，也未突破。4日拂晓前，358旅以第715团1营配合716团冲击数次，仍未成功。3日黄昏后彻夜攻击，均无效果。3日下午，第8团配属独1旅，以一部协同第2团对磨盘山的攻击，除该团9连攻击小庙梁，在连长吴章友周密组织下，一举攻克敌3个碉堡外，其余攻击因准备不足，协同不够，火力组织不好等原因，均未能攻下。纵队鉴于蟠龙以北小高地工事坚固不易接近，遂令部队4日拂晓开始对壕作业，以迫近敌碉堡，排除障碍，准备下午攻击。

2纵当晚以独4旅14团协同新4旅攻击苦菜梁。14团布置以1营配合新4旅部队攻击北山，3营攻其中间山头，2营为预备队。3日22时，14团1营进至苦菜梁以东隐蔽集结，23时与新4旅同时发起冲击，将敌铁丝网破坏。之后，攻击部队连夜挖好交通壕，进行攻击准备。次日上午虽有敌机来袭，但独4旅观测到“敌人与其飞机的联络信号是白布摆工人二字，红布摆单括弧形，工人二字相距约两步”，故此未受损失，且14团1营于上午11时击落敌机一架，敌机坠落在青化砭附近，减少了来自空中的威胁。

4日12时，随着掩护的山炮轰击，攻击部队向敌北山和中间山头发起冲击。14团1营与新4旅771团第1、3营在20分钟之内向敌连续冲击4次，终于突入敌第二主阵地并将其占领。至此，敌纵深防御体系基本瓦解，“蟠龙完全在我火力控制之下”，蟠龙守敌全线动摇。为进一步动摇守军的斗志，王震释放了集玉峁战斗中俘虏的敌营长，并写了一封亲笔信，让他带给李昆岗，令其投降。

1纵得知蟠龙东山已经被攻克，东面已无顾虑，令第715团两个营在炮火掩护下，向敌猛攻，经数十次冲击，皆因敌外壕未破坏及缺乏通过器材，未能成功。纵队遂决定由东西两面攻击，激战1小时后终于攻克了敌阵地，歼敌大部。退集镇内之敌千余人向西北方向突围，1纵即令2团、714团一部监视小庙之敌，715团攻击蟠龙北小高地，其余部队向突围之敌突击，将敌击溃并俘虏千余人。

独4旅之12团奉命攻击蟠龙镇南面，该团3日黄昏占领窑坪后，继续攻击蟠龙东南山头敌前沿阵地，3营占领敌阵地西北角后，因仓促投入战斗，准备不充分，夜间联络困难，缺乏配合等原因，攻击未能奏效。4日，当14团占领苦菜梁之后，12团再次发动攻势，但部队进至铁丝网外受到正面及两侧敌火射击，不得不后撤。直至黄昏时，在1纵配合下终于攻克了南山敌阵地。

黄昏后，14团、1纵、新4旅部队居高临下，向守敌猛攻，由南面突入蟠龙市街。19时15分，13团由苦菜梁沿蟠龙以东小沟追击逃敌，也顺势突入蟠龙市街。12团亦由东南相继突入。至当晚24时，镇内之胡军全部就歼。最后剩下的被1纵714团围困于小庙的一个排仍据险顽抗，在被俘军官喊话劝降后，也不得不放下武器投降了。至此，战斗全部结束。

据国民党军的报告，其主力5月2日由槐树湾附近向绥德攻击前进，“沿途击破匪三五九旅、新四旅等主力之逐次抵抗，九时占领绥德西南五里铺高地，匪凭坚固工事顽抗，我整九十师主力绕匪右翼，而整一师在我两军之间地区钻隙突入绥德，经三小时之巷战，于午刻占领绥德县城”，“绥德残匪纷向西北逃窜”。5月3日整1军以一部续向北追击，迄4日上午与南下之榆林邓宝珊部在米脂会师，形式上打通了延榆交通。

类似的铺陈战绩在国民党军内部是司空见惯的，但由此却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蟠龙战斗中，李昆岗和胡宗南保持着极密切的电讯联系（电报和无线电话），胡宗南整夜坐在延安指挥所的窑洞里等候消息，直到蟠龙守敌被全歼，失去联络为止。最初是董、刘部到绥德后向蟠龙讨要粮草，蟠龙守军则要董、刘回援，胡宗南根据董、刘的报告，判断共军主力在绥德以北，据此将李昆岗严厉训斥一通。李昆岗这里遭到共军猛烈攻击，外围阵地尽失，以此报告胡宗南，胡又回头对董、刘大发雷霆，骂他们混账透顶，上了共军的当。董、刘自然不服，鸣冤叫屈，要上级实地调查。胡宗南派飞机空中侦察，结果证实黄河西岸从军渡到黑峪口一线，确有大批船只欲渡河。胡宗南遂又反过来再臭骂李昆岗。如此折腾数番，都没搞清楚共军主力真正所在。

直至4日清晨，胡宗南才下达了回援蟠龙的紧急命令。绥德离蟠龙不过二百五十里，急行军三日可达，可经由田庄、石咀驿向西南趋折家坪、永坪，或沿董兵团向绥德进军时的老路，经裴家湾、王家湾、瓦窑堡至蟠龙。但董、刘却担心西野在九里山附近（石咀驿东侧）或原来老路上设伏以待，遂“妙想天开”，选定所谓“出敌意外”的道路，即由绥德先向西再折向南的远路。这一条路有的地方是只能单人通行的羊肠小道，数万大军排成一字长蛇阵，昼夜兼程，也足足花了四天才到蟠龙。这时除了空城一座，伤兵数十之外，什么也找不到了。

1947年5月2日，三五九旅在蟠龙战役中击落敌军飞机

蟠龙战斗战果及三战三捷对战局的影响

根据5月5日西野上报的战斗结果，中央军委通报各地：此战除毙伤外共俘虏六千五百余人，其中一师一六七旅（缺一个团）四千五百人，陕保两千人，副旅长、参谋长、团长均被俘，旅长闻亦被俘。

不久后公布的清查战果称，“计生俘旅长李昆岗、副旅长涂健、政治部主任陈献金、参谋长柳届春、团长肖伯廉、副团长傅玉遵等以下五七一三名，毙伤其一四零零名，缴获山炮六门、迫击炮六门、火箭筒三个、六零炮十八门、重机枪十八挺、轻机枪一一一挺、步枪二三二八支、司登冲锋枪一二八支及短枪、信号枪、枪榴筒等，子弹廿余万发、骡马千余头、汽车两辆、击落蒋机一架，军需品除洋面一万两千袋、军衣四万套外，尚有军鞋一部及电讯器材等甚多”。西野伤亡失踪合计1549人，其中负伤1256人，阵亡293人。

西野1纵毙伤俘敌共3923名（其中358旅毙伤敌800人，俘敌1807人；独1旅毙伤敌322人，俘敌949人；纵直俘敌45人），1纵伤亡等共748人（伤亡732人，其他16人）；2纵打的是硬仗，缴获反而不多，共俘敌旅长李昆岗以下671人，缴获各种炮19门，各种枪347支，伤亡不详；据独4旅、新4旅俘敌总数2269人推算，新4旅此役俘敌数为1598人；教导旅此役担负清扫青化砭附近敌自卫总队的任务，俘敌数约在700至1000人以上，详细数字及自身伤亡数字不详；359旅负责诱敌主力北上，完成任务后转至清涧西北水园子一线堵截南下回援之敌，有记录的伤亡是717团19人负伤，30人阵亡。

胡宗南年谱称，4日夜蟠龙镇被攻入后，第167旅旅长李昆岗“率残部突围后，下落不明”。由前述5月5日军委给各地的通报亦可知，当时尚未清查出李昆岗的下落。实际上，李昆岗是被独4旅13团俘虏的。就在攻克蟠龙之后，该团宣传股长高明正带一个连兵力负责收容关押俘虏，先查到了李昆岗的卫士排长何斌，据何称李昆岗已经被抓住，但逐个指认时，何斌只指出499团团长肖伯廉，而故意漏过了李昆岗。之后凑巧因为缴获的山炮需要人抬，派了四十个俘虏兵去，李昆岗也在内。大概因为长期担任参谋和指挥工作，体力劳动不行，李昆岗被看管的战士认为偷懒不出力，打了几下，才自己说出来是旅长。

按照中共方面的记载，“三战三捷”西野伤亡总计2293人，毙伤俘敌14445人，约为1与6之比。如果算上永坪及新岔河等战斗，西野的伤亡人数应该还要高一些。就缴获的数量来看，亦不算多。如缴获的子弹数，三战共缴获370399发，虽然实际缴获数字可能要高一些，但总数非但无法与华东等大战略区一个战役中的缴获数相比，亦远少于在晋南作战陈赓部的缴获。西野缺乏重武器，蟠龙之战虽然缴获了山炮，但缴获的炮弹却只有迫击炮弹和六零炮弹，数量亦不多。缴获中反倒是一万二千袋面粉和四万套夏装对双方出入较大，粮食的重要自不必说，而夏装本来是胡军准备用来换季的，却正好送给了共军，非但再次筹办7个旅的粮食、夏装费事不少，且令胡宗南本来就不灵光的情报侦察更几乎要完全失效了。因为现在共军也是穿着国民党军的黄军装，空中看下去，实在难以分辨。

“三战三捷”的主要意义不在于以小的代价歼敌几个旅，也不在于数目有限的缴获，因为虽然胡宗南部损失不小，双方实力对比上的巨大差距仍在，这几次战斗远未足以导致双方实力上的转换。这三战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对战略全局、战役主动权转换及作战双方心理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首先，“三战三捷”对国共双方整个战略格局的影响是巨大的。国民党军原本的如意算盘是迅速解决陕北中共首脑机关、歼灭西北共军主力或驱赶其渡黄河以东，然后将胡宗南集团作为战略预备队投入中原、华北战场。但不过短短三个月的时间，这一企图就遭到了完全的失败，不要说援助其他战区，胡宗南集团本身亦有力不可支之势。6月14日胡宗南致蒋介石的电报中，称“当前战场我军几均处于劣势，危机之深，甚于抗战。??为安定国本，消除匪患，拟请于万分困难中，另编新军，以应此艰巨任务，而免匪势再事蔓延”。是则胡宗南集团非但不能援助其他战区，本身亦需要增加援助了。胡宗南25日被召至南京，蒋介石问渠陕北军事何时可以结束，胡告之毛泽东在绥德以西周家釜附近，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王震、贺龙亦皆在陕，企图再与我决战。故今日对陕北作战，必须更积极行动。鉴于此，蒋介石不得不同意陕北兵力暂不南调。

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胡宗南部这支被国府当局定位为全国战局里的战略预备队兵团，可说已被完全绑在陕北而难以动弹。今后其不但很难再大规模他调其他地区支援友军作战，面对日益壮大的西北共军，反而开始需要其他系统的国军前来增援。蟠龙战斗结束以后，原本就有补给问题的陕北国军，不但丧失了重要的补给基地，维持延安与关中地区的重要干道延洛公路，也在‘囊形地带’重新落入共军的掌握后而宣告截断”。后来甚至有台湾学者认为胡宗南是掉进了中共预设之陷阱，王禹廷在《从将军到大使——简述胡伯玉上将》中提到：“国军劳师动众，仅仅进占了延安一座空城，始终没有捕捉打击到共军的主力。而深入陕北的国军则踏进匪方预布的陷阱之中，丧师失利，蒙受了很大创伤，战力大为削弱。……凡此，似非政府当局及战地主帅始料之所及。胡宗南……兵力最盛时拥有四个集团军，五六十万人之众，堪称是抗战剿匪的总预备队，可见当局对他倚畀之殷和寄望之重。抗战胜利前后，虽然以一部远戍新疆，一部调赴华北，但留在他掌握中的仍然是当时国军最完整强大的兵团。这番攻略陕北，竟未能克奏肤功，实在令人叹息。”

“三战三捷”的胜利，亦印证了毛泽东坚持将中共中央留在陕北之正确。5月14日晚间，中共在离延安仅90华里的安塞县真武洞召开了祝捷大会，会上周恩来、彭德怀、习仲勋等均发表了讲话，并公开宣布毛泽东和中央仍留在陕北，以激励士气。毛泽东结合其他战场的形势，认定“胡宗南此次进攻，亦是企图将我驱至河东，寅世占清涧故意不去绥德，让一条路给我走，差不多过了一个月，卯宥起才令董钊率八个半旅北上，辰冬到绥德，认为可以驱我渡河。辰微我克蟠龙，彼始惊悉我在延安附近，令董钊迅速南撤，绥德不留一兵，仍然开放着。由此证明，胡军目的完全不是所谓打通咸榆公路，而是驱我过河”，基于这一判断，毛泽东提出更宏大的目标，准备调陈赓部入陕北，协同西野歼灭胡宗南部。

胡宗南这支国民党军的“战略预备队”被牵制住后，使得中共全面转入反攻的筹谋愈加有了成算。4月底，毛泽东致电刘邓要该部随时准备渡河行动并征询陈粟对配合行动的意见，5月4日更确定以刘邓大军独力经营冀鲁豫出中原，以豫皖苏边区及冀鲁豫边区为根据地，以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潼关、南阳之线以东，津浦路以西为机动地区，或打郑汉，或打汴徐，或打伏牛山，或打大别山，均可因时制宜，往来机动。此为中共“战略进攻”方针之张本。

胡宗南部如果不是深陷陕北，那么刘邓南渡之后，除应付顾祝同集团外，尚需对付胡宗南东调之主力，虽然中共可以用西野在陕北、陈赓在晋南予以牵制，但如果国民党军采取西守东攻之战略，则刘邓所临的形势未容乐观。如此，中共亦可能推迟刘邓南渡黄河的作战行动。这样一来，将有利于国民党军利用进攻对解放区实行经济消耗的战略。可是，由于进攻陕北的作战，使得胡宗南集团直到1948年1月才能抽调部分兵力由裴昌会率领东援豫西，且不久后因宜川失利被调回，对攻守转换紧张之际的中原战局几乎未起到任何有利的帮助。

其次，由“三战三捷”的过程，陕北作战的主动权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易手了。从大的方面来讲，胡宗南在作战方针上经常徘徊于援晋和寻找西野主力决战之间，无所适从。西野则始终以拖住胡军为目的，虽然永坪、新岔河等诸战斗打得不好，但胡宗南部也无法抽身，且为羊马河、蟠龙之战创造了战机。从战术层面来说，由于彭德怀谋划精细，尤其是对135旅的羊马河之战及对167旅的蟠龙之战，其打击对象，选择适当，不但均获得成功，且造成敌我态势的倾斜和转变。

青化砭之战，规模虽小，但证明西野主力仍在，使敌不敢大胆行动。当胡宗南部采取集中大兵团行动的“方形战术”之后，彭德怀未采纳毛泽东提出的“三面埋伏”的战法，忍耐待机，于羊马河在敌重兵夹击之一翼围歼了135旅。这一战斗及之后不成功的新岔河战斗，均促使胡宗南部在扫荡和野战中必须集中尽可能大的兵力行动，以免中伏被歼。因此，董钊北上绥德前，连在蟠龙多留一个团也不肯，反过来为蟠龙战斗的胜利创造了条件。蟠龙战斗，毛泽东曾提议不打，彭德怀却不为所动。就歼击目标来说，蟠龙之敌并非唯一的选择，彭德怀坚持己见的深层动因，即在于以该战斗的成功，向国民党军表明，即使依托较坚固的防御工事，守备兵力少于一个整编旅也是不行的。如此一来，迫使国民党军的作战行动及部署，陷入顾此失彼的境地，集中兵力以野战则守备堪虞，集中力量守备则非但备多力分，且野战兵团行动更受牵制。胡宗南为驻守延安、清涧、瓦窑堡，占用了三个旅；为保护交通线，占用了一个旅；加上被西野歼灭约两个旅的兵力，其机动兵力下降为只有七个整编旅。如此，战场主动权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发生了有利于西野的变化。

再次，“三战三捷”对作战双方的心理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共一方自不必说，毛泽东5月10日给陈饶黎粟等的电报中竟有“中央在此，安如磐石”之语，可见其自信之甚。反观国民党军上下，则均对战局悲观而失信心。胡宗南在蟠龙弃守1个月之后，撰文“惨痛的回忆”，总结蟠龙之战失利的教训在于“如果官兵都抱有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决心，则虽战至一兵一卒，也不会俯首就俘。如果工事构筑，既能构成火网，又能独自为战，则即令左邻右邻工事全都弃守，也能固守待援，独立作战”。但他的部下却不认为仅是精神教育和工事修筑的问题，整1师师长罗列5月11日给胡宗南的电报，直言“迭次进剿，均以敌情不明，行动过受约束，无法适应战机”，北上绥德，“行程虽短，实则竟日行军，每于拂晓出发，黄昏入暮始克到达。夜则露宿，构工戒备，毫无休息。是以人则疲劳，马则困顿，伤落倒毙者日渐增多，战力消耗极剧”，“故不特军纪日坏，且士气亦远非昔比”。李昆岗被俘后，亦认为解放军消灭对方有生力量这一点很厉害，但“这个我们办不到。我们发现你们主力之后不能自由运动部队，也不能相互合作、援助”，并指出整167旅出发时是一百五十人一个连，但不到两个月，减员即达三分之一。更有中级军官认为部队“损失之大为本战区八年抗战所未见。居指挥者，能不愧死！”可见胡军上下信心之跌落。

5月8日，新华社发表了评论蟠龙大捷的文章，把胡宗南部占领绥德旋又放弃，刺之为“最没有面子的一条，最泄气的一条”，最后用一首打油诗“胡蛮胡蛮不中用，延榆公路打不通，丢了蟠龙丢绥德，一趟游行两头空”来总结，对胡宗南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5月12日，新华社又发表了经周恩来改写的社评，题为《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胡宗南》，其中“骑上老虎背”一语，点中了胡宗南的要害。的确，“三战三捷”之后，遭到连番失败的西北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已经陷入欲罢不能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