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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科幻小说描写未来。其中遐想的未来科技，让人振奋，也充满激励；构思的精巧情节，带着读者走过一段关乎未来的思想旅程。深埋在酷炫科技与离奇故事之中的，是科幻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科幻最终所真正讨论的，从来都不是科技的未来；而是人类社会的未来，人类文明的未来，还有人性的未来。因此，如何构想未来社会，是构思科幻的根本，也是理解科幻的要义。科幻展示未来社会的可能；而社会学则应该是科幻的基本素养。

本文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天夫原创作品“科幻与社会学”系列第二组，从艾萨克·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基地》说起。文章较长，分（上）（中）（下）刊发。

《银河帝国：基地七部曲》，[美] 艾萨克·阿西莫夫著，叶李华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应该坚信，自由意志是最为珍贵的人性特质。它在人世间无处不在，体现为人们的创造力，支撑着人类社会的演化进程，推动着人类文明向前。它曾经带领人类迈向理性之光，也必然能够指引人类挣脱理性铁笼，向善而行。

一、阿西莫夫与《基地》

《基地》系列中最早的三部曲，是很早的时候我阅读过的为数不多的科幻小说，也是仅有的我阅读过的艾萨克·阿西莫夫的作品。虽然，我无法判断《基地》系列是否是阿西莫夫影响最大的科幻，但我觉得它一定是有史以来最具社会学思想的科幻。这是因为，阿西莫夫虚构了“心理史学”这门学问，具有鲜明的社会学学科特征；心理史学中社会变迁的动力机制，与社会学研究社会变迁的过程与结论高度重叠。更为令人感叹的是，处于《基地》构思框架最核心的、基于统计计算结果的因果推导机制，同时也是当今社会学计量论文（在所有论文中占有绝对数量优势）中应用最广泛的分析工具。

“谢顿计划”与帝国的未来

在《基地》三部曲中，串联故事情节的主要人物是仅仅出场很短一段时间的数学家哈里·谢顿（也是在最终短篇集结成书时，追加的第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后，阿西莫夫又重新捡起银河帝国系列，撰写了谢顿前传）。作为数学家的谢顿，将数学计算用于预测社会的演化进程，在加进更多的其他学科的元素之后，构建了“心理史学”这门学问（与《三体》中物理学家与社会学家构建的“宇宙社会学”有着相似的起源）。

依照谢顿的预测，当时庞大繁荣的银河帝国，即将走向衰败，而灭亡是其不可避免的结局。更重要的是，谢顿的预测显示了，银河帝国之后有一段长达3万年的混沌时期，人类社会将遭受野蛮悲惨的经历，然后社会秩序才会重新整合出现。为了将此蛮荒时期缩短到1千年，在帝国的支持与谢顿的领导下，开启了能够改写历史的“谢顿计划”，在银河系对峙的两个端点位置，设立了两个基地，将自然科学家与社会人文科学家分别安排在其中。在后来的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银河帝国衰亡，各种繁杂的人物与混乱的事件此起彼伏，环环相扣。随着历史推进，即使有一些谢顿计划没有预计到的偶发局面出现，但大体上沿着谢顿模型预测的历史轨迹在演进，朝着一个有着未来秩序的新的银河帝国推进。

天才的天才作品

《基地》构想了一个恢弘广阔的人类银河帝国，虚构了一门学问（至少在当时），讲述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曲折故事。阿西莫夫展示了构想宏大历史进程的能力，又在其中讨论了科学的力量以及推动科学知识所需的人文社会基础条件。在其作为一个故事高手的描述中，所有的这些科幻小说的元素无缝糅杂耦合在一起，成就了也许是他最富盛名的系列科幻作品。十多年前，我在大学同班班长的强力推荐下读完《基地》三部曲，那份震撼，让我能够感受到，一定有无数身处阿西莫夫写作时相仿年龄（21岁）的青年与少年，在此书的激励下思考人类的未来，科技的未来，以及自己的未来。这也正是科幻的魅力与意义所在。而阿西莫夫无疑是他那个时代，以及直至当今时代的天才。

阿西莫夫不仅仅是一位科幻作家，他本身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科学家。可以肯定的是，《三体》中躺平的罗辑应该不可能成为清华社会学的教授；但，阿西莫夫却是货真价实的波士顿大学的生物化学教授。

与很多天才一样，阿西莫夫在幼年时期饱经磨难。阿西莫夫1920年出生在莫斯科附近的小村庄，三岁时随家人在其舅舅帮助下移民纽约。由于家庭贫困，小时候的阿西莫夫随着家庭在布鲁克林地区四处搬家。9岁时开始在家庭糖果店帮工，同时也兼职当过打字员，借此与家人一道度过了艰难的大萧条时期。作为犹太人，他的求学经历也饱受排斥。即使早年在学业上表现超群，他的大学申请因犹太人的身份，被众多大学所拒绝。本科阶段，阿西莫夫进入了一所专科学校，只是后来阴差阳错的幸运，文凭为哥伦比亚大学普通教育学院所承认；硕士生阶段的阿西莫夫，申请结果竟然是被所有医学院无情拒绝后，奋力争取得到的在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系试读一年。

人文素养深厚的生化教授

好在天才总是如同被压的弹簧，一旦给了机会，马上暴发。在家庭糖果店帮工的过程中，阿西莫夫阅读了代销的科幻杂志，由此产生了一生的志趣。阿西莫夫很早就显示出了写作天赋，一生出版了500多本书。就在进入研究生时期的19岁，开始发表科幻作品，并很快以稿费资助自己的学生生活。在一边高产出版科幻的同时，阿西莫夫完成了兵役，也完成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化学博士学位学习，成为波士顿大学的博士后与生物化学讲师。在他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基地》（多个以往发表的短篇小说集结成书）的1951年，他也晋升为助理教授，进入长聘轨道。在另外两部《基地》系列长篇小说出版之后的1955年，阿西莫夫晋升为副教授，期间他合著出版了两本教科书。三年后，阿西莫夫辞去教职，全力投入自己醉心已久的科幻创作，同时也致力于提升大众科技素养的科普工作。直到1979年，波士顿大学晋升阿西莫夫为正教授。

对于写作科幻而言更重要的是，阿西莫夫不仅仅是一个科学家，他人文修养也极其深厚。在他21岁时，就已经熟读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并可以借鉴其中的基本框架，构思历史恢弘的科幻小说框架，而《基地》的思想根源也正在于此。所有这些都构成了阿西莫夫科幻小说的知识与风格基础，也成就了他经典科幻大家的地位。

二、心理史学

毫无疑问，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极大地影响了阿西莫夫《基地》的构思。吉本生逢18世纪启蒙时代，他是理性主义史学的重要代表，他非常注重将历史进程放到更大的历史情境之中，并通过阐释政治、军事、文化以及经济等方面的细节，来讨论历史事件与进程的原因与价值。这应该也奠定了阿西莫夫构建未来社会的历史观念与哲学价值基础。

爱德华·吉本著《罗马帝国衰亡史》英文版封面

多个学科知识的交融

《基地》中最基础的底层社会设定，就是谢顿创立的新学科“心理史学”，这也是推动整部以及整个系列小说情节展开与发展的理论框架。按照阿西莫夫的说法，他将这一底层设定命名为“心理史学”，显然有着向吉本致敬的初衷。但是，心理史学并不是关于银河帝国中人类心理的历史学研究，也不是使用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而是一门糅杂了多个学科的方法与技术，包括数学、物理学、人口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特别是使用数学与统计模型来预测人口规模巨大的银河帝国社会的未来。

在《基地》系列中，谢顿是串起整个故事情节的中心人物。正是谢顿32岁时在帝国数学大会上的论文，奠定了心理史学学科的理论基础。通过“谢顿计划”，心理史学取得突破性进展，并在一系列实际的预测案例中得以证实，由此开启了心理史学的应用与干预帝国历史的征程。在预测到帝国的崩溃前景并且将经历3万年的黑暗时期后，谢顿启动“第一基地”与“第二基地”计划。这两个基地的核心任务是编撰物理科学的大百科全书，而参与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谢顿计划的存在。整个“谢顿计划”意在将此一黑暗时期缩短到1千年。在小说中，心理史学显示了强大的理论威力，基本完美预测了整个银河帝国的未来历史变化的轨迹与进程。

大体上的计量预测模型

虽然，《基地》三部曲都是由心理史学的理论逻辑与预测结果，推动着往前发展。但是，在整个《基地》系列（也许在整个银河帝国系列）中，阿西莫夫没有明确给出（哪怕是部分给出）心理史学的模型与计算方法。甚至，进入到心理史学计算模型中的数据到底是在个人层次，还是汇总的群体层次，在整个小说中都语焉不详。因此，心理史学只是一个虚构的知识体系。而阿西莫夫的目的，就在于使用这样一个可以具象化的预测体系，来铺陈整个未来历史情节。

在《基地》第一编的对话中，给出了盖尔在当天被逮捕的概率——77.2%，而谢顿与盖尔最后被公共安全委员会处决的概率分别只有1.7%与小于1%。之所以能够预测这两个人具体事件的概率，可能是因为他们对于整个谢顿计划至关重要，能够影响未来历史的进程。事实上，心理史学根本上只是统计学意义的应用，对于个体事件的预测没有任何可靠性。因此，我们可以了解，心理史学的统计方法体系难以预测个人，但是应用到银河帝国数百兆人口的预测，则完全可以清楚显示未来社会的走向。

社会学与历史学

让我们来看看社会学的学科基础假设。社会学研究社会中的人们的行为，以及由这些行为推动的社会进程。尽管特定个人的行为有着自身的特殊属性与过程，但是一群人的聚合行为却是有规律可循的，而在此基础之上的社会变迁也是有规律的。让我们再来看看，社会学研究的基本任务包括：观察社会中的人群与事件、理解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分析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律、预知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提供社会变革的政策选项，如此等等。

让我们暂时抛开历史时间上的尺度差异（事实上，历史社会学也有研究上千年的国家与社会的建构过程，参见后面将讨论的迈克尔·曼的《社会权力的来源》以及赵鼎新的《儒法国家》等），社会学与历史学都有描述与理解社会变迁进程的学科任务。或许可以这样去理解这两个学科的差异，历史学更多的是在史料的挖掘、整理与勘正，有着更多更丰富的细节与深描，由史料来铺陈社会事件与社会变迁的进程；而社会学在很多时候以历史研究为基础，但在很大程度上又跳过历史的细节，将重心放在普遍规律机制的归纳凝练，总是希望这些机制能够成为，解释跨越时间限制的不同社会进程的抽象原则。与此同时，虽然“以史为鉴”甚为常见，但历史学很少用来解释当下或是预测未来；但社会学却经常在理解与解释过去与当下的基础上，自信地去预测未来甚至是干预并设计未来。

心理史学其实就是社会学

回过头来看看心理史学的基本内容与运用过程，并将它与社会学研究比较一番。在谢顿的理论模型中，需要使用银河帝国社会中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文化、心理等各种因素，来推断人们的行为与社会事件的发生，这其实就是社会科学中的行为研究。与此同时，心理史学特别聚焦在这些行为与社会事件的前因后果的解释与预测，这与社会科学中对于因果机制的孜孜不倦的追逐一脉相承。只不过，心理史学最重要的理论目的，是预测银河帝国的历史轨迹。事实上，社会学中的社会变迁研究，既有记录当前社会转型中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生产过程，也有纵横千年描绘探讨超越时空的社会历史进程。更进一步，正是因为众多社会研究声称揭示了普遍规律与因果机制，所以很多社会研究的结果被转化成社会政策，而社会干预与社会设计也常常不乏先例（暂且将这样的实际效果或者反效果放在一边）。这些都与谢顿心理史学的研究目标、过程以及具体应用几乎同出一辙。

《罗马帝国衰亡史》商务印书馆译本封面

因此，可以认为，心理史学就是运用了数学模型，综合利用当前社会的各种数据与资料，探索社会变迁的学科。这几乎就是当代社会学中定量研究部分的描述。所以说，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阿西莫夫所构想的心理史学与历史学的渊源，显然比不上与社会学的学科亲缘关系。正是因为，阿西莫夫受到了吉本的巨大启发，也仿效了《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大历史视角与历史演化框架，他才使用心理史学，向自己文史素养的偶像致敬。使用同一逻辑也可以这样说，如果阿西莫夫因为其他机缘，在少年时代阅读了实证哲学的经典著作，或许他将致敬孔德，将他构想的预测人类未来的学问，也可能被命名为“社会动力学”或者直接就是“社会物理学”。

三、社会学与社会变迁

心理史学与社会变迁

在阅读《基地》的过程中，读者很容易沉浸在阿西莫夫构建出来的银河帝国的恢弘场景之中，并随着其中的时间线一步一步感受着剧烈的帝国历史变迁过程。令人惊奇的是，天才的阿西莫夫更多的是通过日常的对话和情节的描写，就达到了这样的效果。除了他天生的讲述故事的超高能力之外，推动故事情节展开的心理史学的设定，能够为读者普遍接受，也应该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的确如此。即使是从80年后的今天来看，心理史学关于社会变迁的底层设定，很是符合社会学的理论设定与研究结果。因此，不得不令人惊叹，作为一个化学系的博士生，20出头的阿西莫夫对于社会就有着如此深刻的理解。即使他坦诚地承认，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给予了他重要的启迪，但他构想出来的心理史学，也显示了他天才般的跨学科洞察力。站在天才肩膀上的天才，一定能够展示出跨越时间的非凡才智，也正是他们构筑了人类文明的基石。

社会学的重要研究议题

记得我刚到芝加哥大学念博士研究生的时候，就发现导师只开设了一门本科生与研究生通选的通识课程，《社会变迁》（social change）。重新温习老先生当年的课程大纲，其讲授内容大致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社会变迁在宏观社会层次上的决定因素，包括人力资源、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文化模式、全球化进程等；另一部分则是更具体的、促成社会变革的社会事件的产生，包括推动大范围社会运动的意识形态、政治机会、观念传播、社会动员、资源供给等。这门课程涵盖的研究领域宽广，涉及的理论庞杂，使用的研究结论繁多，即使是高年级的本科生与研究生，修习起来也颇为吃力。

是的，社会变迁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在某种意义上讲，整个社会学学科研究的结果，都可以是关于社会变迁与社会发展的。这是因为，任何社会研究中关于因果机制的探索，加入了时间因素与维度，都可以转化成社会变迁的议题。

《基地》第一季剧照

学科产生于社会剧烈的变迁之中

这样说，也许让某些人觉得有些牵强附会。但是，只要我们回想一下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它本身产生的历史过程，上述说法就更为清晰了。

社会学本身产生于剧烈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工业革命以来，大规模的集约化工业生产方式，逐渐替代以往的小规模分散式的农业生产。社会中人们的组织形式、社会关系的维系过程等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旧的正在解体，而新的尚待重组。对于这些社会变迁过程，经典社会学家都显示了步调一致的担忧。在他们看来，新的社会群体与社会互动过程出现，也带来了众多的社会问题。面对社会问题，不同的思想家积极搜寻问题产生的根源，期待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不同的思想家对于这些社会问题有着不同的解读。因为，他们观察社会变革的角度不同，关注的焦点不同，解剖的起点不同。但是，从启蒙运动以来，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性主义出发点。

在圣西门尝试着发展“社会生理学”时，其目的在于运用理性考察的观念，来考察与探究社会现象，并通过使用自然科学的理性方法，将社会研究纳入科学知识体系之中。奥古斯特·孔德毫无疑问受到圣西门的重要影响。当19世纪30年代中期，孔德给出“社会学”（sociologie）这一术语时，标志着社会学的正式诞生。在孔德看来，这一新兴学科的研究任务是社会秩序与社会发展，分别对应着“社会静力学”与“社会动力学”两大分支领域。在讨论社会运行规律时，前者毫无疑问成为后者的知识前提。从某种意义上讲，孔德的“社会动力学”就是在描述社会演进的过程，探讨社会变迁的机制。

社会变迁研究中的不同哲学观念

事实上，关于人类社会的变迁进程，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内外都有着长久与持续的研究兴趣，许多著名学者无一例外都探讨过，推动社会变迁的机制到底是什么。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认为，不同社会的发展道路各不相同，而社会变迁的“路径依赖”特性逐渐拉大差距：初始的地理环境决定了生存资料与粮食生产的差异；进而直接导致了营养生产、人口增长、病菌免疫与人口聚集的差异；然后形成文字产生与社会结构的差异；当然，后来的社会发展将差异进一步拉大；而科学技术成为最大的变数。在戴蒙德看来，社会变迁最重要的推动力在于，人们所赖以生存的当地及周遭的地理环境，而与所谓的种族、文化等因素并没有太大关系。

与此迥然不同的，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强调，西方特有的文化伦理因素（基督教新教）直接促成了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源与壮大。新教改革以及随后的启蒙运动，将个人节俭劳动与现世成就整合在理性资本主义的伦理体系之中，将职业能力与责任美德整合在日常的工作与生活之中。这成为资本主义企业家的心理驱动与道德力量，成为推动西方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萌芽与发展的精神动力。所以，在统计数据中，才能够看到资本主义生产企业中的关键人物，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新教徒。而其他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天主教、佛教、印度教、儒教等文化伦理，则都阻碍了各自资本主义的萌芽。

上述这两者关于人类社会变迁的动力机制，显然有着哲学原则上的差异，大体可以用决定主义与人文主义来分别概括（有时也可以用还原主义与演化主义来替换）。戴蒙德显然是决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认定人类在整个自然界的位置，仅仅占据了特定的生态龛（niche），即使自身有着创造能力，至多也是为其周遭的各种自然环境因素所影响推动，顺应自然发展的规律而演化。而韦伯则倾向于人文主义视角，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自身所创造出来的文化所决定。即使决定主义会进一步追问，文化又来自哪里，还不是自然的影响结果？人文主义则一定会反驳，文化必然有着反身作用，既影响人类的行为，也影响着人类改变自己的身体。

回过头来看，阿西莫夫所构造出来的心理史学直接受到了吉本的启发，更多的是站在决定主义的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