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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价彩礼”话题持续引发关注，3月9日，南都记者从全国妇联获悉，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海鹰提交了关于治理高价彩礼的提案。吴海鹰建议，指导基层自治组织在村规民约中加入“限高”规定，提出具体约束性标准。此外，将婚丧嫁娶情况纳入党员干部考核述评、晋级晋职、监督管理中，指导基层发挥红白理事会、乡贤等作用，引导村民执行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章程等有关规定。

　　高价彩礼给部分家庭带来经济负担

　　刚过去不久的春节假期里，“高价彩礼”再次成为热门话题。多地适婚青年及其父母告诉南都记者，当地彩礼行情还在上涨。

　　日前，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指出“推动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移风易俗规范，强化村规民约约束作用，党员、干部带头示范，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这已是中央一号文件连续3年点名“高价彩礼”。

　　南昌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建生告诉南都记者，近年来他辗转于江西、四川、甘肃、贵州等地农村地区，进行乡村振兴相关研究。他在走访中发现，高价彩礼问题农村比城市更突出。“现在农村说彩礼高就是20万元左右，一般为求个吉利数字，18.8万元、16.6万元、13.8万元这种比较多一些。”

　　据全国妇联官网相关报道，今年全国两会上，吴海鹰提交了一份《关于治理高价彩礼培育时代新风新貌的提案》。她表示，近年来，各地各部门不断探索创新，通过制度机制约束、宣传教育引导、家风家教浸润、党员干部带头、典型示范引领等，多措并举治理高价彩礼，“零彩礼”“低彩礼”悄然成风，陋习得到一定遏制，群众负担明显减轻。但是，当前高价彩礼在一些地方仍不同程度存在。据相关调查，28.5%的被访者认为高价彩礼还比较普遍，43.5%的人认为高价彩礼给男方家庭带来经济负担。

　　高价彩礼背后有何成因？吴海鹰认为，一方面在思想观念上，仍有一些人认为“彩礼是女儿身价的标志，彩礼越高女儿越优秀，彩礼要得少会让人笑话”。调查显示，有54.2%的人认为“好面子、随大流”是索要高价彩礼的第一原因。

　　另一方面，在婚恋市场中，有35.2%的被访者认为“娶妻难”是导致高价彩礼的第二原因。同时，农村地区有“媒婆”等婚姻中介从彩礼中“抽成”，也助推抬高了彩礼金额。此外，就治理措施而言，目前高价彩礼金额界定不明确，彩礼控制主要依赖基层管理者规劝。

　　建议在村规民约中加入“限高”规定

　　吴海鹰表示，治理高价彩礼、推进移风易俗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题中应有之义。

　　为此，她建议强化宣传引导，培育正确婚恋观。宣传部门要广泛开展移风易俗宣传教育，充分发挥志愿宣讲团作用，用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县级融媒体中心、村大喇叭、宣传栏等阵地，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培树一批群众身边自觉抵制高价彩礼的家庭典型，创作刊播一批文艺作品、公益广告等，大力宣扬“不要彩礼要幸福”“婚后共同奋斗”的婚恋观，形成抵制高价彩礼的强大舆论氛围。

　　甘肃、四川、宁夏等地市区(县)曾直接对彩礼、酒席花费制定标准，江西等地也曾为“零彩礼”新人举办移风易俗集体婚礼。

　　吴海鹰也提出，加强调查研究，强化基层指导。相关部门要开展专题调研，为精准治理提供依据；指导基层自治组织在村规民约中加入“限高”规定，提出具体约束性标准，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出台地方性法规。

　　此外，优化服务举措，完善激励机制。相关部门立足职能，搭建公益婚介平台，培育社会组织，为未婚男女提供免费婚介服务。完善婚嫁新风礼遇激励机制，汇聚各方资源为“零彩礼”“低彩礼”者提供集体婚礼、免费体检、创业担保贷款等暖心支持服务。支持村委会继续用好“红黑榜”“积分超市”等治理方式，激发村民参与乡风文明建设内生动力。

　　吴海鹰还建议，紧抓重点人群，力促整体推进。相关部门将婚丧嫁娶情况纳入党员干部考核述评、晋级晋职、监督管理中，落实有关承诺、报备制度；指导基层发挥红白理事会、乡贤等作用，引导村民执行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章程等有关规定；通过制定“媒婆公约”等，杜绝高额回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