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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银行副董事长、行长刘金在18日举办的全球财富管理论坛2023年会上表示，为应对日益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应妥善处理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及金融发展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不断提升，人民币资产愈发显示出投资价值，愈发体现出全球资产避风港的作用。

　　刘金表示，最近两年，一些“黑天鹅”事件接连发生，给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健和实体经济的稳定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日益复杂的外部环境增加了全球财富管理的难度。

　　刘金认为，有三组关联又矛盾对立的关系值得深思。一是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之间的关系。去年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面临严峻的增长压力，为遏制通胀，美联储、英国央行和欧洲央行分别累计加息450、375和300个基点，政策利率水平达到2009年以来最高水平，也对本国和国际市场造成了外部的风险。相比之下，中国的通胀水平得到了有效的管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刘金认为，对加息经济体本国金融市场而言，随着利率中枢快速地抬升，金融资产面临着重新定价的风险，过去在低利率环境下借短用长的资产负债策略面临着较大的冲击，利率快速上行导致的金融资产价格大幅下降，金融机构投资房地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国债等金融产品将面临着较大的账面亏损。此外，投资者因流动性的需要或主动避险需要集中抛售金融资产，也可能引发赎回或者挤兑的风险。对于国际投资者和一些国家而言，随着外币融资成本提高和流动性收紧，债务偿还压力增大，可能引发债务违约的风险。因此，虽然货币政策是调控通胀的重要手段，但是也逐渐成为影响金融稳定的重要的变量。

　　二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是实现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时候，需要加大宏观政策的调节力度，做好逆周期和跨周期政策的设计。”刘金表示，宏观调控政策有其调控空间和限制条件，强刺激和大水漫灌终将危及物价和金融稳定。疫情以来，主要经济体通过采取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方式为经济托底，虽然对于缓解疫情冲击、推动经济复苏发挥了一些积极的作用，但通胀攀升以及随后的紧缩政策，也为经济波动埋下了伏笔。部分大国来说可以通过需求扩张和跨境资本流动将货币超发的副作用转嫁出去，然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地接受他国货币超发的冲击，导致本国输入性通胀问题日益严重。跨境资本大进大出，金融脆弱性显著上升，相关风险最终也会回溢到发达经济体。

　　“这充分表明，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操作是有副作用的，货币超发不是推动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刘金表示。

　　三是金融发展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刘金强调，金融与实体经济是共生共融的，实体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石，是物质财富创造的基础。实体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质量决定着金融发展的水平和质量，金融归根到底是要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发展不足不利于资源的最优配置，无法有效地支持实体经济。但如果发展过度，脱离了实体经济的真实需要，则会出现经济虚拟化、泡沫化，大量流动性将在金融系统内空转，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提高，一旦泡沫破裂，可能还会诱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在处理上述关系的时候，中国政府始终强调金融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天职，坚持不搞‘大水漫灌’，坚守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刘金表示，中国经济潜力大，空间足，增速快，财政货币政策稳健，具有坚实稳定的基础。

　　此外，刘金还表示，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不断提升，沪深通、沪港通、中港基金互认、债券通、跨境理财通等双向互联互通机制陆续开通，金融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中国资产、中国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关系日益深化，为全球投资者进行资产配置提供了更多的渠道和可能。人民币资产愈发显示出投资价值，愈发体现出全球资产避风港的作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