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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10日上午9点45分，台湾大学名誉教授、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曾永义先生，在台北市寓所安详地离开了人间，享年八十一岁。

曾先生在2014年当选为台湾地区第30届“中研院”院士，是第一位被评为院士的戏曲学者。这表明他所从事的戏曲研究工作，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也标志着以他为代表的戏曲研究，真正进入台湾学术的主流。

我与曾先生相识已有20多年。在1990年代以前，台湾学者来到大陆的机会不太多，大陆学者去台湾则更少，两岸学者之间交流极少，颇存隔阂。业师黄天骥先生回忆与曾先生在北京初次会面，曾先生直呼“老弟”，黄师只好说比他还大六岁，曾先生于是改称“老哥”。

那时，大陆学者对台湾的学术缺乏了解，主要是因为买不到也买不起、看不到台版的著作，不清楚台湾已有的学术成果和学术动态。台湾学者对大陆的了解也存在误区。他们购买了大陆1980年代以来出版的重要著作和学术期刊，但那时大陆学术界同题重复、“大题小做”的现象十分突出，境外学者唯恐对已有成果有所遗漏，花了很多时间来查找、研读，结果却收获寥寥，这影响到他们的整体观感，故话语间隐约存有微辞。这也是我最初与日本、香港学者交流时，常有的感触。

在认识曾先生之前，我们师生相聚时，多次谈论过台湾的戏曲研究，对曾先生的学术成就以及他在台湾学界的引领和影响，深感钦佩。

中国的戏曲小说向来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之物，未能进入主流学术的视野。20世纪初，王国维先生有感于“吾中国文学之最不振者，莫戏曲若”，着意为戏曲争取文学史地位，写成《宋元戏曲史》（1912），鲁迅先生则写成《中国小说史略》（1923），因此二著，戏曲小说才在文学史上占得一席之地。在大陆，1950年代之后，陶渊明、王维等人的田园山水诗歌，一度被视作封建地主阶级的情趣而被否弃，戏曲小说则因为代表底层民众的声音而得到肯定，特别是《窦娥冤》《水浒传》等具有“揭露”与“反抗”性质的作品，其文学史地位获得显著提升。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古代诗歌研究重新回归学术的中心，戏曲研究要在学科竞争中守住自己的位置，已非易事。特别是钱南扬、王季思、赵景深等前辈学者去世之后，高等院校的戏曲研究，呈现出明显的衰落态势。

但是，我们看到，1990年代以来戏曲研究在台湾学界十分活跃，各大学和科研机构都有戏曲方面的学者。他们不仅深入研究古代戏曲，而且十分关注舞台表演,还展开了许多田野调查。最难能可贵的是，学者自觉参与到剧团的编、演活动，担任剧团、戏班的艺术总监、艺术指导，甚至直接出任编剧、导演。而在大陆，戏曲研究和演出实践是相对分离的。只有戏曲（戏剧）专业院校和文化部门所属机构的学者，因工作需要才与演出关系密切，他们熟悉舞台，但给予的指导和参与仍然有限，因为剧团首先要听取的是主管部门的意见。在大学任教的戏曲研究者，则与剧团关系疏远，观剧少，和剧团演员的接触也少，对舞台的了解更是不足。

我在台湾看戏，发现剧场是满座的。观众对戏曲的喜爱，让我深有感触。而1990年代以来，大陆戏曲演出最令人痛切的一点，是观众越来越少，去的都是老观众，不见年轻人。怎样吸引年轻人进剧场，是演艺界颇感困扰的难题。那时一说看戏，大家都想到找赠票，免费看戏，收到赠票的人也未必真的去，前排经常是空位。而在台北的剧院，观众都是自己买票。他们喜欢戏曲，支持戏曲，都体现在行动上。因为艺术是有价的，怎可不劳而获？在他们的观念中，观剧与听音乐会、欣赏歌剧，是同样的雅事。

我很好奇，在台湾这么个小小的地方，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曾先生介绍说，台湾一直重视培养大学生对戏曲的兴趣，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这个群体慢慢成为爱好戏曲的基础观众。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走出校园后本身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能真正欣赏戏曲，也出得起钱走进剧场去看戏，于是形成了一个良好的“生态”。另一方面，台湾的剧团、戏班都是自负盈亏，他们希望得到学者的参与和指导，希望学者来撰写剧评，扩大影响，引起关注。戏曲学者也将观剧与评剧作为自己的责任，自觉参与。由于这是双方都需要的，所以自然地构成了一个共生的链条。

曾先生原先在台湾大学任教，荣休后到世新大学任教，直到去世。近三十年来台湾地区最为活跃的戏曲研究者，大多与他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很多都是他的学生辈——直接指导的硕士、博士，听过他课的，由他主持答辩的，受他指点与帮助的。他还指导了许多海外学者，例如荷兰的伊维德、美国的奚如谷，都曾经跟随他做访问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几乎担当着台湾戏曲研究界“教父”的角色。可以说，当下台湾戏曲研究的繁盛，是与曾先生的教学、研究和学术影响联系在一起的。

2005年2月20日，参观中华民俗艺术基金会藏品（陈定方摄）

当然，这些功劳不能都归于曾先生一人。1950年代之后，从台静农先生到郑骞先生、张敬先生，戏曲研究的学脉在台湾不断得到传承与发扬。曾先生的同辈学者，如新竹清华大学的王秋桂先生，台湾“中央大学”的洪惟助先生，也都在戏曲文献与昆曲研究等领域卓有建树，但曾先生堪称这个时代的代表。

曾永义先生在台湾大学执教三十余年（1971-2004），荣休后在世新大学任教，长期执戏曲研究之牛耳，为台湾戏曲研究的繁盛做了许多工作。在参加各类评审时，他积极为戏曲研究学者争取机会。许多与戏曲有关的基础性重大项目，往往因为他的竭力推荐和支持而得以立项展开，这些项目的实施，又进一步拓展了戏曲研究在学界的影响力。曾先生通过自己独特的指导方式，通过学术著作，通过指导学生、奖掖后进，长期担任“中华民俗艺术基金会”执行长、董事长，在各种场合为戏曲研究争取资助，让台湾的戏曲研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这些工作贯穿了他的一生，直到离开人世，可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005年2月20日，中华民俗艺术基金会留影（陈定方摄）

曾先生说“我读大学时，台湾还没有专门的戏曲专业，戏曲研究是冷门中的冷门。现在台湾各大学都有了规范的戏曲专业，戏曲研究和戏曲民俗活动已经开花结果。”事实上，在本世纪初，这“枝繁叶茂”的程度，就已经让人“嫉妒”。有台湾学者问我：在台湾这个小小的地方，有这么多戏曲学者，有必要吗？我很理解他的心情。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职位都是有限的，学术内部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戏曲学者占的份额多，其实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表彰”。而这背后，站立着曾永义先生的魁伟身姿。

曾先生研究戏曲，从古代入手，贯连当代，领域广阔，著作等身。他很早就致力于台湾本地戏曲的调查和研究，同时又把研究领域拓展到俗文学。他年轻时就在曲律上下过功夫，后来撰写、改编了多部戏曲，在创作上也是硕果累累。2016年4月，我在台北看曾先生新戏的演出，当字幕上打出“戏曲院士/院士戏曲”字样时，恍惚中如见关汉卿“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的模样。

2016年4月，台北（潘培忠摄）

我是在进入新世纪之后，才有机会去台北的。此后与台湾同仁的交往就比较频繁了。我去台北，有时是参加曾先生主办的活动，有时是“中研院”、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会议。每一次到台北，我都会去拜访曾先生。他带我参观他领导的基金会，看他们收集的资料、出版的书籍。又热心为我介绍各界朋友，向他的朋友介绍我做的戏曲文献研究，颇有“逢人说项”的味道。

有一次，我说起郑骞先生的几种著作我手边没有，他立即安排助理复制，装订成册，很快就寄给了我，现在仍放在我研究室的书架上。他为台湾出版社主编了一套“国家戏曲研究丛书”，向我约稿，我将有关戏曲文献的论文汇成一集，题为《戏曲文献研究丛稿》（2006），这也是我在台湾出版的唯一一部书。而曾先生所编的这套书，汇集了两岸戏曲学者的主要成果，至2022年6月，总数已出至第119种。这是他为戏曲研究界汇集的一份珍贵财产。

曾先生在学问之外的一大爱好，就是喝酒，他号召成立“酒党”，自封“党魁”，倡导“人间愉快”。每当新结识了朋友，都会参照地域、籍贯，分封做各地的大员。他也要给我赐官，我说我就做一个“带刀侍卫”吧。多年以后，在一次酒会上，曾先生说我新近的表现“甚得朕心”，要升我的官职。我说我就做个一等侍卫，贴身侍奉在您身边。

曾先生来大陆开会，但凡我随同他参观时，都会注意“护卫”的责任。有一次我们在内地参观某剧团，那洗手间阴暗且潮湿，有一级很高的台阶，我特意在阶下等候，他出来时边说着话，没留意脚下，一个趔趄前仆，幸好我在旁边顺势搀住。他开口称谢，我说这正是“侍卫之职”，于是党魁大笑说：好！好！但2006年12月那一次，我与刘祯兄赴台北参加史语所的会议，其间相约前去拜访曾先生。交谈结束后，先生和刘兄去盥洗室，我未能随侍。结果先生在转身时不慎摔倒，磕破了嘴唇，我们赶紧送他去医院缝了针。这是我作为“侍卫”的失职，让我一直自责不已。

还有一次，参加香港中文大学的会议，会后在小餐馆的室外安了一张小方桌，南开大学陶慕宁兄、当时还在安徽大学任教的朱万曙兄和我陪座。两位仁兄初次觐见党魁，得授职位，很是激动，颇思越位以“邀宠”，被我以侍卫身份禁止，其间谑语迭出，笑声连连，党魁则手抚下颔，“龙颜大悦”。此情此景，犹在眼前。

我在先生身边的时候，只是叫他“曾老师”，而不称“曾先生”，因为“老师”近而先生远。曾先生平易近人，他总是努力消除相互之间可能存在的隔阂，因为那时两岸学者之间有许多话题比较敏感，所以大家努力建立一种亲切的关系，避免不适言语影响双方的情感。所以在会上谈学问，在会下讲交情，通过酒党和酒文化，很快就拉近了关系，这其实是“党魁”智慧的一种表现。

我一直认为，一个学者的学术贡献，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个体的学术研究，主要看个人的著述多少，具体解决了什么问题，推进了哪些领域的研究；二是对学界的贡献，主要是在学科建设、学术组织、后学培养等方面做的工作。曾永义先生在这两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曾先生奖掖后进，可谓不遗余力，有一善必扬之。他为许多年轻学人的著作写序，总是尽力肯定他们的努力，褒扬他们的成绩。这不免让人觉得有些“过誉”，以致引发过争议。但我能体会到曾先生对年轻学者的呵护与勉励之意。因为没有这样的大树遮挡风雨，又怎么可能有小小树苗朝气蓬勃的模样呵！

其实曾先生未尝没有批评。记得有一次，他由已经出师的弟子陪同来中大，席间介绍这位弟子的学术，在肯定的同时，又指出不足，说这还不是他的学生中做得最好的。我接口说：“嗯，不是最好的，——尚且如此！”曾先生闻言一顿，哈哈大笑说：“尚且如此！好！”于是举杯浮一大白。

还有一次，我在学术会议上遇到一位曾先生的同辈学者。这位先生的学术与曾先生可称“一时瑜亮”，但谈及学生培养与学术影响，则令他颇生困惑。他说，自己一向对学术极为认真，对学生严格要求，结果学生却多不亲近，也未能培养出优秀的学生；曾永义总是笑呵呵地表扬，也不批评，结果学生多与他亲近，好学生反多，真是奇哉怪也！我则从中体会到曾先生其实是用赏识教育的方式，在培育人才方面，另辟蹊径。

2010年前后，曾永义先生身体有恙，在医生的强烈要求和师母的严格督促下，他被限制饮酒了。之后我每次拜见，他都是轻声细语，人也显得安安静静，只是带着微笑注视周围的晚辈，再也看不到那种举杯畅饮、挥斥方猷、气吞山河的架势。

去年（2021）5月25日，他浏览了我呈上的《革白酒》一文，作评语曰：“簡潔筆觸中流露小品况味，是冷熱調劑也！”

2022年元月31日，也是农历除夕，他口占一首，心忧时疫。一直期待着疫情赶紧过去，能够再度相聚。忽然间，我从微信中获知消息，先生已经安详地离开了人世！

我想起了李白《梁园吟》中的诗句：

洪波浩荡迷旧国，路远西归安可得！

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

人生有开始便有结束。有些人，躯体虽已消失，道德文章仍长留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