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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周刊》特约撰稿韩惠娇

古人云：“立族之本，端在修谱。族之有谱，犹如国之有史；国无史不立，族无谱不传。”在当今社会，宗族观念渐弱，以族为群居的生活方式被打破。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那个依山傍水聚族而居的“家族”身影正在淡去，而作为宗族记录的“族谱”亦渐渐淹没于风尘。

海南省博物馆珍藏的八块《海氏族谱》木刻板是海南文博系统馆藏的唯一一件“族谱”文物，它为我们掀开从广东迁居海南的海氏族群历史的帷幕……

传世的八块《海氏族谱》木刻板。海南省博物馆 提供

海氏族谱木刻板断代迷思

此“海氏”是明代誉为“忠绝”的名臣——海瑞的宗族，而海氏族谱木刻板正是海瑞族人所编撰族谱的刊刻木版。族谱乃一族之史，一般记载有血缘脉络的家族世系、家规家训、著名人物传记、民俗艺文、义庄、坟茔等内容。此木刻版据载原为176块，现仅余8块。

笔者在查询资料时，发现此海氏族谱木刻板的断代存在争议，一说为明代之物，一说则证其为清代。

此木刻板是用于印制海氏族谱的雕版印刷的木刻板。古文献学家赵万里说过：“传世明代谱牒，大多是徽州一带大族居多，徽州以外绝少。”明代徽州地区印刷业发达，连印制族谱都有专司其职的机构——“谱司”进行刊刻印制。明代中、后期是雕版印刷业遍地开花的发展时期，技术推广的规律始终遵循的是从文化中心区向外逐步扩散的路径，所以偏远地区总是存在着一定技术滞后的现象。据此逻辑，海南地处边陲，《海氏族谱》在明代就采用成熟的雕版印刷技术印制的可能性很小。

循着这初步的判断逻辑查证，笔者发现阎根齐先生《迁琼

据现存版本资料，迁琼以来，《海氏族谱》到清末经历了8次大型修撰。第一次，海瑞伯父海澄修于明代成化至弘治年间；第二次，海瑞从兄海瑚修于明代嘉靖十三年；第三次，康熙九年海廷芳续修；第四次，乾隆五十年海岱重修；第五次，现存有道光二十五年版海氏族谱；第六次，咸丰初年海定清续修；第七次，光绪二十五年海连天续修，该谱流传甚广；第八次，清光绪三十二年海对苏主修。

将《海氏族谱》木刻板断为清代，理由有三。其一，清光绪二十五年版的《海氏族谱》序里记载，至光绪二十五年《海氏族谱》才有了刊刻版，之前的版本皆系手抄本。其二，此《海氏族谱》木刻板刻有“海瑞像赞”——海瑞身着官服的坐像，且篆有“象贤堂”字样。像赞，是族中有品望、有职衔者的画像及赞语。一般情况下，族谱里发祥之祖及功德显赫官阶显贵者，皆有遗像及赞，为引导后世子孙昭其德，继其志。海瑞像赞与光绪二十五年海廷芳续修版的《海氏族谱》内容一致。其三，康熙年间，清廷为实现对海南的统治，琼州府城的大户和前朝遗老迁居乡下。此时，海氏一族有三支迁离府城，其中一支落户琼山德兴都天池村（今海口市琼山区甲子镇天塘村——编者注），始建海氏祠堂“象贤堂”。由此可知，此木刻板至少制作于“象贤堂”建立之后。

《海氏族谱》木刻板上的海瑞画像。海南省博物馆 提供

族谱如何修订

汉代以前族谱是祭祀先祖、明血统、辨世系、继承财产的重要依据。而魏晋南北朝，选拔人才以“察举”为主，族谱更成了一项具有政治身份意义的“世家证明”，在出仕、婚嫁、交际中都有重要的影响力，甚至为了保证族谱的权威性，政府设置了“谱局”来编修、收藏、管理族谱。隋唐以后，科举取士制度逐步建立，族谱的政治用途削弱，族谱的编修权利又回归民间。

修订族谱乃一族之大事，一般是具有名望的倡修者向族人发起倡议，举全族之力组成筹备处，筹备所需钱财、人力、资料等。修谱工程浩大，资金一般由全族募捐而得，而编撰工作成立“谱局”，有总理全局者、篆修者、司库者、誊写者、司事者、刊刻者，通力合作，积年而成。雕版刻书业发达后，有专门“谱司”承揽族谱的刊刻工作。

古代族谱管理自成一套体系。修撰完毕，族谱都需编号登记，一份供在祠堂，其余分发给族人且留有记录。每逢正月，族人都需到祠堂聚会，登记自家人口变化，称为“上谱”。对于“有辱门楣”的不肖子孙，如犯忤逆不孝、凶暴、参与叛乱者等等，则用族法惩罚，在族谱上除名，称为“出族”。在影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就有主角顾廷烨差点被后母小秦氏因不孝之罪请族内耆老将其“出族”的演绎。

道光十四年（1834年）的《海氏族谱序》。 陈耿 摄

族谱也会“嫌贫爱富”

《海氏族谱》厘定翔实，虽然版本繁杂，各版本间多有接续，脉络明晰，书写从实，是不可多得的价值史料。族谱“为亲者讳”的缘故，并未善恶并书，仅择其善书之，即使如此，也可作为地方志的补充部分。族谱作为一族之史，目的在于尊祖、收族、定长幼、弘礼教，但在编撰时总容易“走偏”，颇有“嫌贫爱富”之嫌。

世俗修谱，常远引古昔同姓名公巨卿为先祖，其中多牵强附会，这与主持编谱的人功利性主张有关。明代《关西方氏宗谱》序言就指出：“天下世家谱牒多矣。他谱喜借名位援远族人，以张其大宗。”传世谱牒经朝代更迭，多屡遭兵灾，能存下者本寥寥。主持修谱工程，在没有远程通信的年代，须通过实地调查，援引各方资料，若严格者，则须多方考证，厘定错误；更多时仅凭老人口耳相传，本就难免错漏。若主持者为彰其宗族，在资料阙如的情况下演绎，实属正常。但存心攀附，乐富贵认其非族者，耻贫贱而弃同族者的情况也非鲜有，这也就导致族谱内容可信度失真，失去了溯祖追源的初衷，也失去了部分史料价值。

“命途多舛”的族谱

在修撰、管理族谱的过程中，最为棘手的非“避讳”莫属。在古代，为回避君主和尊长名字，将该字改写成同义字或近义字或缺笔或拆写或删改的处理，叫“文字避讳”。若处理不善，则族谱也会牵涉“文字狱”而连累族人。

乾隆四十三年查办违禁书籍，并为此大兴“文字狱”，而族谱亦牵涉其中。凡涉及皇帝名讳、远引古时帝王为始祖、使用措辞如“创业垂统”“丕基丕业”“暨王父”、登载前朝抗清佞臣诗文等，都涉嫌僭越，一概严禁，该族长须将谱并雕版赴县衙呈缴。而若自行更正，勘误工作则须根据登记编号，发布公告让族人将族谱上交集中删改，并报县衙呈览，工程相当繁琐且仍容易出现错漏。

近年来，古文献收藏、研究逐步热门，存在各地档案馆、图书馆的族谱开始受到学者们的重视。根据《中国族谱综合目录》统计，国内馆藏族谱大约12000余种，其中上海图书馆占其大数，将近11170种，其他存于各地图书馆中，这些族谱是研究地方史宝贵的资料，有待更多学者进一步发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