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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应大家的要求，我来对个线，说实话我是不大喜欢对线的，因为对线开始之前，分歧只是一个观点问题，但对线开始之后，往往就变成了面子问题，在报纸时代，志同道合之人因为报纸骂战越说越烈，最后反目成仇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布党，当年布党围绕报纸对城市居民搞动员，内部成员互有观点分歧，这很正常，但是当他们把这种分歧以报纸形式发表之后，观点问题就上升为了面子问题，面子问题最后变成了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变成了死活问题，最后闹到冰镐决胜负的地步。

布党当年惨烈的政治内斗，与其说是他们相互之间的政治观点有多少不可调和之处，不如说是对线对出来的，因为当观点分歧被公之于众之后，对错就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非得压对面一头不可。

从来就没有什么真理越辩越明，只有共同体越辩越小。

但是这个线又非对不可，因为对方先出手了，我也是人，我也要面子，我不能免俗，如果对方把分歧公之于众，还洋洋洒洒长篇巨著，我不回嘴，一来不好看，大家都喜欢看人吵架，一人开腔而另一人沉默，没有比这更败兴的事情，我回嘴便是为了成人之美。二来很多话在以往，要么限于篇幅（想法字数限2000，换行还算一个字），此前我是没有去说的，正好借着这次机会直抒胸臆。

同时，我又认为这种对线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很简单，因为当关于合法性的讨论开始之后，合法性本身就已经被动摇了，因为真正不可辩驳，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东西，你是看不到有关讨论的，比如太阳东升西落，你见过有人讨论这事吗？一件事情可被讨论，本身就说明它已经不是那么的不可辩驳，不是那么的不言而喻，不是那么的不证自明了，而对于政治合法性这种刚度极大的政治概念而言，裂痕只分有无，无关大小。

废话说了一箩筐，说到这里还没有退出不看的话，那就说明你愿意听，那我就接着往下说。

什么是政治合法性？

政治合法性严格来说是一个不可被精确化描述的政治概念，它可被感知而不可被认知，对它的精确化描述会导致概念本身失准，这里多说两句，很多涉及到群体的政治概念都存在这种奇特的量子特征，即，对政治概念本身的精确化描述反而会导致概念本身失准，亚当斯密对市场的叙述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当他说出来之后，市场这个概念就失准了，马克思对阶级的叙述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当他说出来之后，阶级这个概念就失准了。

政治合法性也一样，它的不可被精确描述性很早便被注意到，亨廷顿就说过“合法性是一个政治评论家避免使用的措辞，因为它总是难以把握的”。

但我们仍然可以针对这个概念的一些可被观测到的特征进行一定的叙述，目前已知的政治合法性所具备的特征有以下几点：

1.一个政权的政治合法性与该政权的运行状态好坏无关

政权是否能够有效运行，是一个政治能力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合法性的问题，历史上正常运转乃至高效运转的非法政权多如牛毛，低效运转乃至无法运转的合法政权同样多如牛毛，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西晋，司马家当街刃出于背之后，不会有任何还怀有起码的政治道德的人会认为司马家还具有任何程度的政治合法性，这一点就连司马家自己都一清二楚，以至于只能以孝治天下，但司马家政权的运行状况显然是良好的，西晋统一了全国，彻底结束了汉末三国乱世，司马炎在位期间经济社会复苏，社会总体平稳，出现了太康之治的局面，但运行的再良好也难掩其非法政权的特征，以至于我们后世谈论大一统王朝的时候，常会下意识的忽略掉西晋。同样的，低效运转乃至无法运转的合法政权也有很多例子，比如元弘之乱发生时的后醍醐天皇，他是合法天皇，号召天下倒幕，最后却被镰仓幕府于笠置城击败，最后甚至在逃亡赤坂城的途中被幕府军俘虏，很显然，一个被俘的天皇已经无法正常行使权力了，但毫无疑问他依然是合法天皇，镰仓幕府也不敢加害于他，只是废黜他之后把他流放到隐歧岛。

说的再简单点，合法而无效的最佳例子就是阿连德，他是完全合法的民选总统，但他连军队都控制不住，所以显然不能称其为有效。

政治合法性就像一个人的道德品行，政权的运行状态就像一个人的健康状况，我们不能说一个人身体健康，所以他道德高尚，也不能说一个人身体有恙，所以道德败坏，对不对？这是两码事。

这也是寿公文章缺乏意义之处，他通篇都在高强度论证政权运转的稳健高效，他说的对，每一个字都对，确实稳健高效，然而这与合法性有什么关系吗？

这几十年来，政论界每言及政治合法性必拿绩效说事，国外一些人也特别喜欢声称绩效才是最大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寿公在激烈反驳此类“公知话术”的同时，又举出了大量政治实绩为“高合法性”进行辩护，两者看似不同，但底层逻辑实际上是一致的。这种政治运转状态和政治合法性的混淆不清，实际上体现出的是这几十年来人类宏观政治能力的总体退化，

2.有没有合法性与是否能维持统治并无直接关联

合法性本身并不能给政权带来可维持性，政权的可维持性取决于政治能力，历史上合法性极低但仍然能够长期维持的政权并不少见，最典型的就是满清，满清合法性非常之差，但基本走完了历史周期律，皇室成员在政权垮台后也没有受到太多清算报复，依然得到优待，这反映出来的其实是满清优秀的政治能力，只要政治能力及格，一个政权维持自身存在便是可能的，低合法性只是导致维持手段变得复杂，维持成本变得高昂。

一个政权的寿命和这个政权是否合法从来就没有什么直接关联，历史上能够长期维持运转但低合法性的政权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此类政权有一个专用名词“僭主”，

寿公如此激动反驳我，高强度论证“高合法性”，这实际上体现出他把政治合法性看的太重了，我虽然日常把低合法性这四个字挂在嘴边上，但我个人其实是不太在乎合不合法的，我更看重有没有效，合法如何？非法又如何？能拔脓的就是好膏药。在我看来，低合法性恰恰带来了更广阔的政策空间，一些别人不方便去做的事，你可以去做，一些别人说不了的话，你可以去说，高合法性往往导致极其容易被政治正确绑架，一些事情是没法做也没法说的，低合法性反而可以放手去做去说，因为在外人看来你本就非法，那无论你做什么，也只是在罪行清单上多添一条而已，多这一条不多，少这一条不少，虱子多了反而不咬。行动更加自由，做事百无禁忌，这在大争之世尤为有用，我称之为低合法性优势，是一种极其宝贵的战略资源。一个低合法性却能高效运转的政权只能说明该政权的政治能力出色而已，毕竟高明的罪人总好过合法的饭桶。

3.合法性是会变迁的

世上没有一锤子买卖，长期维持的结构性事物更是如此，政治合法性从来没有一劳永逸或者万世不变之说，过往的合法从不意味着当下的合法，当下的非法也并不意味着今后的非法，命由天定，但事在人为。

西晋是非法政权，这一点没有问题，但东晋的合法性就很微妙了，因为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北方糜烂，衣冠南渡之后，社会的主要矛盾从权柄之争变成了文明冲突，君臣之别让位于夷夏大防，击退胡族，收复沦陷的北地成了最高政治正确，在这种情况下，司马家上位不正的问题一定程度上被淡化了，晋祚作为一个正儿八经的汉人政权这一文明属性被突出强调，奉正朔而攘四夷作为基本政治伦理的情况下，东晋通过占据正朔这一生态位合法性不降反升，因为不论司马家是怎么上位的，眼下只有他一家可用，再非法也没比他更合法的了。

后世的南宋也有这个情况，赵匡胤欺负柴氏孤儿寡母上位，得国不正，赵宋对文人的极大宽容有一部分原因就是为了对冲这种合法性问题，但是靖康之变后，抵御金兵，收复北地成了最高政治正确，上位问题让位于夷夏之辩，于是南宋本不合法也得合法了，因为大家总不能承认金国合法吧？当然，臣构言那是后话。

从这个角度来说，寿公所谓不收土有利于合法性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因为北地一日不复，则晋祚一日可延，幽燕一日不收，则赵宋一日合法，通过让合法性问题让位于夷夏之辩确实可以有效提升合法性，毕竟只要确保大家为了抵御蛮夷而只能团结在你身边，你当然可以高枕无忧，不给你面子也得给山河面子。

这也确实是一种合法性。

但是这种合法性你不觉得有点恶心吗？

另一方面，开国时的高合法性也并不意味着永世的高合法性，朱元璋开局时，明朝得国为天下之至正，但是到了奉天靖难之后，事情就变得微妙了，明成祖朱棣究竟合法还是非法，这是一个可以被讨论的问题，而合法性可以被讨论，本身就意味着合法性出了问题。

4.合法性和正统性不是一回事

还是以明成祖为例，明成祖的合法性至少是可以被讨论的，但他的正统性没有任何问题，他是朱元璋的嫡子（虽然不是马皇后亲出，但从小被马皇后带大，认马皇后为母亲），宗室，燕王，论辈分建文帝得叫他一声四叔，他承袭大统之后，明朝还是明朝，没有问题。

但这是正统性，不是合法性，按合法性来说，建文帝才是完全合法的，朱棣是推翻了建文帝这个合法皇帝上位的，当然他推翻建文帝事出有因，但还是那句话，合法性作为一个问题被讨论，本身就意味着合法性出了问题。

明成祖就是典型的正统但不合法（至少是低合法或者合法性可被讨论）。

震旦的正统性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是太阳东升西落式的无需讨论，起于教改新文化运动，兴于大革命时期，官方明确承接历代王朝道统，官方语言为汉语，国家元首为汉人，正统性稳如泰山。

寿公所言“本族人掌控的有效运行的政权”是命中了正统性（本族人掌控），命中了政治能力（有效运行），却偏偏漏掉了合法性，这究竟是有意偷换概念，还是对这个问题缺乏系统性了解以致指东打西，我不得而知，我更愿意善意的理解为，寿公并没有系统性的了解过究竟何为合法性。

5.政治合法性的作用

政治合法性本身并没有直接作用，因为政治合法性换一种说法就是是否遵守了政治法律，政治规矩，换用到个人身上就是道德品行。

一个人道德败坏，但只要身强体健，他照样可以活下去，一个政权不合法，但只要收得上税，办得了事，日子也还能凑合过下去，政治合法性对于一个政权的生存并不直接造成影响，寿公对低合法性政权之说如此激动，我姑且揣测一下，他可能是下意识的认为低合法性政权没法维持存在，所以作为一个“拥共自媒体”（这是他自己的说法），他激烈的为“高合法性”辩护，他如此的在乎政治合法性，是因为在他看来只有具备“高合法性”才意味着生存权，因此他实际上并不是在给“高合法性”辩护，而是在给生存权辩护，他之所以反复强调政权运行稳健有效，就是为了强调生存权没有问题，所以他犯了把政治能力和政治合法性混淆的错误……

可我从来也没有说过低合法性政权就不该活着啊？

政权合法性高，并不意味着它就天然应该活的好好的，历史的墓地里埋满了高合法性的可怜虫，从建文帝到阿连德莫不如是，同时史书上也挤满了那些低合法性却能寿终正寝的政权，比如满清，满清直接打破了“胡虏无百年之运”的历史魔咒，熬到了近代的尾声才体体面面风光大葬，世界就是这么不讲道理。

政治合法性最大的作用，是它可以极大降低政治运行成本，提高政策效率执行，改善历史评价，优化共同体构建，并在历史周期律结束的万年之后，给后来人留下足够丰厚的遗产，给自己所栖身的文明添砖加瓦，正如当代距离贞观年间虽然已经有一千多年，但是海外华人依然把自己的聚居地称为“唐人街”。

这是历史授予那些高合法性政权的荣誉，它意味着无上荣光，它意味着这个政权与文明同休，而历史是中国人的信仰，在信仰中谋求一席之地，理应成为每一代政权的最高追求。

当然，你也可以放弃追求来自历史的认可，我死之后不管洪水滔天，这也是一种活法。

但有些事情终究还是会不同的，而那是世间最大的不同。

6.政治合法性的论述方式

政治合法性有两种论述方式，一种是来源论述，一种是功利论述，来源论述指的是权力如何形成，源自何处，如何保障是否符合政治伦理的讨论，例如“君权神授”“代天牧民”就是一种来源论述，功利论述指的是权力行使的结果，和对权力行使结果的预期是否符合政治伦理的讨论，例如“治隆唐宋”“万邦来朝”就是一种功利论述。但要注意，来源论述是功利论述的前置条件，对政治合法性的论述必须先完成来源论述再进行功利论述，即，权力本身必须先合法，然后才能讨论行使权力的结果是否合法，这叫程序正义。

合法的权力以非法形式行使招致非法后果，这会损害权力本身的合法性，但非法的权力即使以合法形式行使并带来合法后果，也并不能使非法权力合法化，这是一条单行线。

例如冰与火中的疯王作为合法国王，却以疯狂举动损害了自身的合法性，让谷地、北境、风暴地，河间地诸侯有了起事的大义名分，但他依然是合法国王，詹姆刺杀疯王虽然拯救了君临人民，却必须就此背上“弑君者”的名头。

关于政治合法性的问题

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的行为应该遵循世界通行的基本规律，这一点，我相信我们大多数人是没有争议的。

在目前这个世界上，基本的政治伦理和政治规矩是由世人制定，我们应当遵守，不是说不遵守就活不下去，可以活下去，但活法不同，人应该追求一个更体面的活法，作为个体，我们可以超脱于政治伦理之外，就比如我个人，我个人并不在乎合法不合法，但作为一个整体，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是必须在乎的，我们没法以整体身份实现超脱。

当然，合法性标准不是万世不易的，但它的每一次变迁都伴随着巨大的社会变动，成本之高轻易不可接受，就比如上一次合法性标准的变迁发生于法国人把他们国王的头给砍了，自那以后，君权神授就变成了政权民授，但是这种事，千百年也就遇到那么一回，我建议轻易不要尝试，因为你没法确定自己这一刀下去究竟属于开天辟地还是刃出于背。

吾有三德，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

合法性的构成本身是高度多样化的，很难进行精细化界定，但一些粗糙的宏观规律依然是可以被观测出来的，这里做一个简单的归纳，目前世界上对合法性的赋予基于以下准则：

1.受神学/经学的话语权掌控群体的认可。

2.维护、巩固、发展或者至少是不公开违反基本社会共识。

3.不破坏统治阶级的内部底线。

目前世界上神学/经学群体基本都在欧洲，欧洲是天下文脉根本，我们今日所日用而不觉的绝大多数政治概念，政治术语，政治理论，政治哲学基本都来自欧陆，欧陆具备目前人类文明最强大的社会解释能力，即，欧陆可以任意解读、认知并定性社会，其他人基本上都是跟着欧洲人的逻辑转，欧洲人说你不清真，那你就是不清真，别说其它国家，国内都有相当一部分人会踊跃认同，你反驳欧洲都只能用欧洲人的话语体系，并在欧洲人的逻辑范式内反驳。

这就是文化向心力的作用，就像当年辽国在战场上虽然可以痛打宋朝，但上至皇帝下至臣民，人人都效仿宋朝文章衣冠为荣，辽国皇帝甚至痛骂自己的大臣不清真，自古以来，文明中心始终对文明边缘具有极为强烈的辐射效应，文明边缘很难摆脱文明中心的这种辐射效应和对定义权的把持，这种辐射效应甚至可以脱离一般政治关系而独立存在，辽宋互相敌对并不妨碍辽国对宋的文化敬仰。

欧洲的文化向心力连美国都难以免俗，美国虽然在对付英国中出力最多，功劳最大，但这不妨碍美国社会对英国有着强烈的文化仰视，美国尚且如此，震旦的人文社科水平连给美国提鞋都不配，更是没法避免了。

而现代传媒的发达和国内学术主权长期不设防的状态事实上加重了这一问题，这就是目前人类社会的基本现状。

我不是说这种现状就是合理的，但它是现状，在你有本事拿枪顶着欧洲大儒的脑门，强迫他们把经书上的每一页都写满震旦伟大光荣正确之前，你得先学会接受现状，个人我们可以超脱，但社会整体不能。

目前的情况是，欧洲的经学家/神学家普遍性的不待见震旦，不分流派全都是。

详述过程已经没有意义了，记住结论就好，目前震旦在欧洲神学体系内属于修专苦伪，四大皆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上不粘天下不挨地，尴尬的一塌糊涂。俄罗斯在欧洲是有教派支持的，虽然支持俄国的教派属于小型民族主义教派，但确实有人支持，俄国在“士林”中是说得上话的，这些年就连伊朗都有人帮忙发声了。

震旦是目前唯一一个在士林说不上话，而且非常不受待见的主要政治实体。

震旦实际上是非常渴望得到欧洲士林的普遍认可的，你只要看看欧洲议会某个议员对震旦说了两句好话，马上就会被国内满世界拿着转载，三天两头邀请各种欧洲学者到震旦搞学术会议，倒贴钱请人来家里骂自己，如果某个欧洲学者说了震旦几句正面评价，那不得了，这人一下子就会被宣传为某某大儒，某某宗师，尽管他可能在欧洲只是个非常边缘化的三流秀才，欧洲学术机构的领导人哪怕人家赤裸裸对震旦满怀恶意，这边也不敢多有得罪，最多捂上耳朵装听不见罢了，像极了契丹人整天看宋朝骂自己是蛮夷的经书。

震旦自己的学者模仿欧洲大儒搞辩经沙龙时，无不以cosplay欧洲大儒的穿着打扮，照搬欧洲大儒的理论范式，说话引欧洲经据西洋典为能事，十五个字的句子恨不得夹三种语言十六个洋词在里面，欧洲大儒精密繁复的形式逻辑和概念设置的本事没学会，滥交嗑药倒是学的一套一套的。欧洲大儒滥交嗑药，那是思考之后的放松，震旦穷酸秀才滥交嗑药，是船货崇拜下的宗教仪式，仪式的完备是虔诚的一环，所以他们非常上心并以此为荣。

凡谈人文必自康德起，以尼采承，借休谟转，用洛克合，骈四文六，八股制艺，装神弄鬼，臭不可闻。

社会解释能力属于士林，而士林产生于经院，中国自新文化运动搞教改之后事实上就没有属于自己的经院体系了，国内对经学的研究基本上依附、从属于西方经学体系，这种依附不是机构上的，而是理论上和体系上的，与震旦对领土主权和产业主权的高度敏感不同，震旦对学术主权基本上处于不设防状态，这也与震旦教团起源于西洋经学有关，这种起源天然便决定了这种体系上的依附性，因为不同流派的西洋经学看似南辕北辙，相互间斗的你死我活，三教九流五花八门各显神通，但实际上它们是一个有机的共同体，相互之间打断骨头连着筋，有血浓于水的关系，一部分的存在基础往往是对另一部分的批判/继承/批判性继承/继承性批判，你取其一为本，必得其三为源，它们都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完整结构，不可能只拿其中一部分。要么不拿，要拿就得拿全套，震旦人文社科学界人均缓则，学术主权的半殖民地状态自以西洋经学为纲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了，具体选其中哪一流派为纲这一结果都不会改变。

另一方面，西洋经学在形式逻辑上的精密繁复确实令人赞叹，凡不是受过成体系训练的人或者铁杆咖啡乐很容易被那些弯弯绕给套进去，论辩经，德意志人称欧洲小印度。

我经常说不要轻视伊斯兰世界和印度，因为他们是保留了自己的经院体系进而保留了自己的社会解释能力的，你别管他们解释的对不对，细究起来其实全世界所有人都是在扯犊子，社会要能被解释那还能有社会？但他们是有能力独立自主的界定并解释自己的社会的，不仅可以自保并维护学术主权，甚至还能做到对外输出，不考虑影响力单纯论形式逻辑的复杂精密的话，印度甚至比欧洲还要强大许多，所谓天下经学共一石，印度独占八斗，欧洲一斗，其余人共分一斗，欧洲经学在印度落不下地生不了根，不是印度人顽固保守，而是欧洲还嫩了点，伊斯兰世界形式逻辑虽不如欧洲印度那样繁复精密，但胜在体系完备，逻辑闭环稳健，把经学理论、宗教社区、神职人员三者结合起来实现了整个宗教体系内的最大限度动员，自保绰绰有余，甚至还能输出。

另一方面，震旦在公开破坏社会共识领域实在是一把好手，大的部分不方便说，说点小的，比如以文网治天下。

震旦文网问题已无需赘言，否则我也没必要称之为震旦而不能直呼其名，当我们在网游对话框里打一行十五个字的句子，其中有6个是星号时，很多事情就已经没有再讨论的必要了。

我很认同任冲昊的一句话，现代国家，公民应该有被明正典刑的权力，哪怕再怎么十恶不赦，哪怕再怎么罪大恶极，犯了哪条，怎么犯的也请明示，不是怕死，就怕死的不明不白。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应该有个章法，形成过程至少应该征求意见，寿公嘴上说不愿意公开辩论是因为认为这会导致政治退化，但我们都知道这是托词，他害怕的根本不是什么政治退化，他真正害怕的是什么，那不计其数的“账号已停用”“已注销”页面已经告诉我们了。

这不让说那不让播，瞻前顾后如履薄冰，网文不能写脖子以下，电视剧剪成大头贴，你要说这证明了震旦的“高合法性”，那我无话可说。

维民所止嘛。

迪迦奥特曼的事情我就不说了，特摄片我也基本不看，拿这个说事有碰瓷之嫌，那就说点与我切身相关的。

最近有个4X回合制策略游戏被封杀了，这个游戏一些朋友应该听说过，叫《人类》，这个游戏受到的封杀是全平台的，我本人是4X回合制策略游戏的爱好者，文明系列，无尽系列，奇迹时代系列都是忠实玩家，因此《人类》发售之后我第一时间购买，我可以这么说，这个游戏里震旦的形象极为正面。

这个游戏里震旦是唯一一个自古传承至今不曾断绝的文明，在远古时代可选周朝，近代早期可选明朝，现代可选震旦，尤其值得一说的是，这个游戏在跨越时代的时候会有过场动画，而在跨越近代早期时以大航海时代到来为主题的过场动画中，动画主角不是以往惯常的西班牙或者荷兰，而是郑和率领的宝船舰队迎着新升的朝阳破浪前行，进入现代（也是这游戏最后一个时代）后，现代震旦成了最后的代表性文明之一，且是唯一一个商业特性的文明，特殊兵种在周朝时是战车，在明朝时是一窝蜂，在现代震旦居然是国人最喜欢的超远程火箭炮，文明的属性加成也很强力，可以增加所有岗位的人数，数钱数到手软，这篇文章的版头就是人类里的中国。

就这么一个正面表现震旦的游戏，说禁就禁，你说投共，人家来投了，然后呢？就这下场？

谁还敢投？谁还能投？

文网问题，我只能举这么一些无关痛痒的小例子，那些真正闹出大事来的我就不说了，说了就没了，反正“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其余房社杂稿概行禁止”你要认为这属于正面历史评价，那我无话可说。

再说一说破坏统治阶级内部底线问题。

震旦历史上有一段时期诛戮太重，政治斗争大搞肉体消灭，做事不留线，这导致震旦被认为甚至连统治阶级的利益都无法代表，影响之恶劣遍及海内外，恐怕还能延续两代人。

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再是罪大恶极的贪官，只要手上没有人命官司，都是死缓？

为什么改开之初稍微有点钱的人想尽办法都要出国？

一句话，搞怕了，现在贪官只要手上没有叛国情状，没有人命官司，一律徒刑或者死缓，这就是以前肉体消灭搞的太多，名声实在是太差，现在疯狂找补。

同样，政策朝令夕改，一日三变也是严重破坏基本政治伦理的，由于政策史上多次出现朝令夕改的状况，比如当年某一时期，全国性大变动政策从推开到改回去前后仅三个月，这导致改开之初谁也不敢相信改开会是一项长期政策，都害怕前一秒赚的钱在后一秒成了罪状，安徽凤阳小岗村搞包产到户的时候是按了手印，做好了杀头的准备，改开之初相当一部分人疯狂赚钱，赚够了就出国刷盘子，再不回来，富人稍一有钱马上移民。

尽管现在已经不这样了，但社会潜意识已经形成，老一辈人一提起XX出国了，眼神里的羡慕和渴望那是挡都挡不住，甚至出现了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一个中国一个外国。

不要抱怨那些公知，那些公知没那么大的本事，他们能茁壮成长是有社会土壤的，这社会土壤是历史上一些事情培育出来的，你要不要猜猜现在是投共的拥趸多还是出国的拥趸多？现在每逢开会都要提一嘴坚持改开，坚持市场经济，就是为了宽社会的心，因为经历过那段时期的人还都活着，我们现在很多政治活动中废话连篇的例行公事，轻易不敢变动的政策模式，都是被当年给搞怕了只好疯狂找补，你们大概不知道，那些每年都要念一遍的废话宽了多少上一辈人的心，措辞上哪怕是最轻微的调整，都能让很多上一辈人心惊胆战，因为他们切实经历过家里养几只鸭子都算资本主义尾巴，被押到晒谷场上挨斗的事情，他们是真实经历过分产队拿着棍棒进家门看见什么拿什么，连盐罐子都不放过，“共”各种“产”的时代，他们是真实经历过山东和河南的工人到云南修路支援越南战争，结果卷入当地武斗被围困，随后派人去接回被围困人员直接被扣上“滇西挺进纵队”的帽子的时代，他们是真实经历过一平二调三收款的时代，他们是真实经历过改开之初跑长途赚钱只敢接短活不敢接长活，就怕接了长活半路上政策又变了的时代。

惊弓之鸟是他们的集体历史记忆。

把整整一代人培养成惊弓之鸟，这都能关起门来喊“高合法性”，说实话我挺惊讶的。

特别是“大多数民众相信政府在为了某个伟大愿景而努力”，上一代人已经被各种花色的伟大愿景给搞怕了，上一代人那才叫格局打开，人家是时刻准备解救生活在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国家人民的，人家是坚信食堂赛天堂，肥猪赛大象，准备解救世界上四分之三受苦受难的人民的一代人好吧？现在这些算啥啊，格局小了好吧。

中国什么都缺，缺现金流，缺工业投资，缺先进制造业，缺利润率，缺半导体，缺岗位，缺煤，缺电，缺预留建设用地，缺地下水。

唯独不缺宏大愿景。

震旦政治合法性现状

震旦的立国政治合法性很高，典型如土改，这是一次巨大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因为土改本身塑造了一个横跨全国的亿级人口自耕农群体，这一群体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制度保障来自于教团的政治背书，导致这一自耕农群体和教团一体化了，由此形成“政权民授”的权力来源，这是最稳固的政治合法性，就像拿破仑，他在共和国里当皇帝，但他是民选皇帝，所以完全合法，这也是震旦最根本最原初也是最庞大的政治合法性来源。

然后后来搞集体化把这一波砸干净了，当年集体化的时候就有这么一种说法，说是“以前是分田分地真忙，现在是收田收地真忙”，“把土改分下来的地又收回去了”，当然，集体化有其历史背景和政治动机，一切为了工业化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你可以有一万种理由来合理化这一行为，但在当时的人看来，这就是在破坏土改后的局面，是把分给他们的地又拿了回去，教团对社会共识的破坏莫过于此。因为这一行为这导致了自耕农群体的消失，进而导致了全国亿级规模人口与教团的解绑，“政权民授”的“民”部分事实上消失了，当年反对三风的时候有一条就是“反对单干风”，搞《农业六十条》的时候全国调研，从广西到湖南到华北，反馈上来的意见都要求单干，同时反对开办食堂（食堂这东西是真的引发众怒了，当年东北地区就有“烧两把火”的说法），现在很多宅左不明白为什么改开之后要搞包产到户，他们说这是向小农经济倒退，这可真是把我整乐了，民众愿意倒退，你管得着吗？民众只要愿意，可以在共和国里选拿破仑当皇帝，这叫民主。

改开包产到户，实际上是重新把自耕农群体又制造了出来，依然是横跨全国的亿级人口，依然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制度保障来自于教团的政治背书，通过包产到户，自耕农群体与教团再次一体化了，“政权民授”的局面再次形成，于是震旦的政治合法性又一次高了起来，这实际上是一次通过王政复古恢复政治合法性的行为，同时改开之后，一些早年被破坏掉的政治规矩和内部底线被重新恢复了起来，肉体消灭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每年都要复读一边政策不变一切照旧，这都是政治合法性的恢复，但是后来这一波恢复又因为90年代到2000年初的村提留乡统筹而受到严重冲击，后来2006取消农业税之后情况才又好了起来。

然而2010年，中国发生了一件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性质的事情，在这一年，中国的农业人口首次少于非农业人口，从这一年开始，农民不再是中国社会的多数，中国不再是一个农业社会了，换言之，教团和自耕农群体的一体化不再能给教团提供全局合法性了，因为农民成了少数派，教团要获得合法性，除了继续争取士林的支持，坚持内部政治底线不动摇外（这两条做的再多也只是找补），还应该设法实现自身于非农业社会环境下的“政权民授”，换言之，应设法实现教团和城镇居民的一体化，也就是让城镇居民的经济社会活动的制度保障来自于自身的政治背书。

那么教团目前做的怎么样呢？你们觉得做的很好吗？

实际上教团是非常缺乏城镇环境下的社会管理能力的，举个例子，以印钞而言，全世界都印钞，印钞印出来的流动性在经历社会生产经营循环后，大致上是进三个地方，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先发金融国家是进股市，以日本欧洲为代表的工业化社会是进债市，以印度香港为代表的英国前殖民地地区是进楼市，这三种办法各有优劣，不好一概而论，但有一点，进楼市会导致城镇化成本极高从而导致城镇化进程被严重迟滞，进而导致城镇经济社会活动的运行成本长期处于高位（看看铺面房租占店铺经营成本比例就明白了），是最不利于城镇环境下的社会治理的一种方式，港式捂盘就是这么来的，而最悲哀的是，震旦偏偏学的是香港模式，也就是英国前殖民地模式，这导致震旦在进入城镇化进程快车道的时候，偏偏选了过路费最贵的一条路，当年还作为先进经验满世界推广，这就是典型的缺乏城镇环境下社会治理能力的表现，房价闹出来的民愤怕是不比当年的食堂小，银弹开路搞拆迁就是这么来的。

另一方面，从小册子时代之后一直到互联网到来前，城镇都是核心信息节点（直到互联网时代之后，城镇的信息节点特征才开始消散，土嗨在短视频环境下广受传播，李子柒和手工耿这种农村气质的文化符号能够广为传播就是城镇信息节点特征消散的典型案例，但问题是震旦进入互联网时代的时候，城镇已经成了社会的大多数，农村成了少数，所以城镇的信息节点性质实际上被保留下来了），因此在一个城镇社会，舆论治理的重要性远超农业社会，农业社会是不太需要舆论治理的，谣言尽管传，只要有饭吃，农村能闹得起来算我输，就像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广大农村地区根本就不知道巴黎整天在闹什么，只是隐隐约约得到传言说国王被砍头了，还觉得这八成是谣传。在农业社会只要有绩效就行了，因为社群规模太小，信息无法汇聚，谣言大不过天去。但城镇化社会下，光有绩效就不行了，舆论变的极其重要，因为舆论本身已经可以影响乃至干涉到城镇环境下的现实社会经济活动了，货拉拉案之后我想没人会说舆论与现实无关了吧？

甚至可以说，对舆论的有效治理在城镇环境下是具有与土改同等的性质的，因为农业社会下舆论和现实分离度较高，有饭吃就不会造反，但是城镇环境下，舆论和现实已经高度重合乃至一体化了，巴黎刁民造反可不是因为没饭吃，而是路易十六企图出逃，谁能够在城镇化环境下有效实行舆论治理，谁就能够把自身和城镇居民的社会经济活动捆绑起来，进而实现城镇环境下的“政权民授”，从而获得极高的合法性，美国在电视机时代的无上权威就是这么来的，因为它能够把自己的合法性和电视机环境下的舆论捆绑起来。

震旦的舆论治理，你们觉得怎么样？

请不要昧着良心跟我说很好，很“高合法性”，是挨女拳的打不够狠，还是禁吃狗肉的地方不够多？

震旦的舆论治理如果只是无能也就罢了，少做少错也是一种方法，偏偏还掂不清自己几斤几两，居然企图在互联网这种碎片化环境下去“引导价值观”，说句难听点的，这就是在自耕农环境下开食堂的行为。

趣缘环境下坚定不移的和社会趣味作对，是一种疏离民意的行为，是在阻挡人民把权杖授予教团，放古代是上帝赐你王冠你却把王冠扔地上的行为，由于教团本身不是铁板一块（没有任何群体是真正的铁板一块，人又不是虫子），教团内部各部分之间的合法性水平良莠不齐，教团的军事部门在社会享有极高的合法性，因为军事部门总是能够准确满足社会的趣缘需求，人民希望看到天军行阵，他们便踏步前行，人民希望看到大枪大炮大军舰，他们便展示大枪大炮大军舰，人民希望看到震旦骑在福尔摩沙和扶桑头上拉屎，他们便日夜巡行，人民希望看到灾难出现时军团也能出现，他们便总是成为阻挡洪潮的堤坝，教团的军事部门不只是单纯展示成绩，而是意识到了人民想看什么，比如空军招新的土嗨广告，女兵开坦克少女与战车，各种沙雕而富有互联网气质的文化产品层出不穷，军事部门居然成了教团内部最理解趣缘环境下人民需求和舆论治理的部门，也因此成了合法性最高昂的部门。

当人民授予权杖的时候，他们不只是接受，而是拥抱。

作为一个反例，教团的文化部门极其热衷于阻止人民玩梗，阻止人民娱乐，甚至搞出抢小孩子玩具这种鬼把戏，高强度在自耕农环境下办食堂，孜孜不倦和政治合法性作对。

当人民授予权杖的时候，他们把权杖扔地上，还吐口水，并把这种行为称之为“引导价值观”。

万分遗憾的是，教团内部类似军事部门这样的妙人实在太少，类似文化部门这样的贵物太多，总体来看处于合法性赤字状态，军事部门带来的巨大合法性收益几乎已经无法对冲文化部门满地乱开的食堂。

就说经济部门，港式房地产闹出来的民愤还少吗？

在这种环境下关起门来喊“高合法性”，实在是让人有点忍俊不禁。

结语

人有合理化现状的需要，有拔高自己所处环境的倾向，这是心理需求，但与事实无关，宋朝人也觉得自己结束了唐末藩镇之乱，把中土从混战的泥潭中拯救了出来，有再造天下之功，与什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相比简直是地上天国。

但问题是后人只会把它和唐朝比较，没人会在乎什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至于把中土从混战中救出来，那是你应该做的，是本分，宋朝要是没做到这一点，那它的地位就和什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是一路货色了，大家甚至不会去黑它，只会忽略它，请问你会浪费时间去黑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吗？

肯黑，就说明至少被人给记住了，这就有了无限的可能性，有了更进一步的的机会。

怕就怕掂不清自己几斤几两，幽燕未复就泰山封禅，那只会被天下耻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