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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集体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实现形式，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坚实基础。

　　在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林业局副局长、陕西省林业科学院院长昝林森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壮大乡村产业，促进乡村发展能力和治理能力的综合提升，多途径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增收和增加村集体收入，是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什么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由2016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下称《意见》)首次正式提出。

　　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对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从2021年至202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连续提及。其中，2021年提出“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2022年提出“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

　　2023年，文件明确提出，“巩固提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构建产权关系明晰、治理架构科学、经营方式稳健、收益分配合理的运行机制，探索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务、资产参股等多样化途径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健全农村集体资产监管体系。”

　　今年2月14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说了很多年，到底什么样、怎么发展，以前没有明确规定，这次实际上回答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内在规律性和发展路径。

　　据《经济日报》3月9日报道，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吕之望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是：第一阶段是2012年到2016年。农村集体经济基本处于自发生长阶段。第二阶段是2016年到2021年。有序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奠定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基础。第三阶段是2021年至今。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成为迈向农业强国的重要助力。

　　对于农村集体所有制，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湖南省中国乡村振兴研究基地首席专家陈文胜在3月9日的《湖南日报》上发表文章称，其存在的先天性局限亟待破解：市场经济的开放性有助于土地要素的优化配置，而集体所有制内含着成员制，成员制又具有排他性、封闭性，成为问题的核心和症结所在。

　　为此，他认为，要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推动“三变”，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集体经济运行新机制，进而既超越西方的发展道路，又弥补传统集体所有制的历史局限，推进社会主义制度创新。

　　加大西北地区农村集体经济扶持力度

　　在提案中，昝林森称，近年来，中央和西北各省(区)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政策举措，极大地推动了区域集体经济的快速发展。通过“三变”改革，西北各地形成集体经济+特色农业、乡村旅游、加工企业、产业富民等各具特色的集体经济发展范式，呈现出主体多元、业态多样、形式多变的发展趋势。不过，目前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农村集体资产主要是资源性资产，而经营性资产相对较少；比如，农村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或居住，导致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人才匮乏；再比如，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资金不足，城乡要素流动的双向动力培育不够，这也成为阻碍农民增收和制约全省乡村振兴的短板。

　　因此，昝林森建议，一是，扩大融资渠道，加大政府扶持西北地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力度。国家财政部门应实现统筹规划，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安排专项资金对西北各省(区)农村集体经济进行补贴奖励，加强对村集体经济项目的产业扶持等；

　　二是，加强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发展多种集体组织，激活农村活力，推进集体经济发展。要像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一样，加强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提升西北地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要引导和扶持有技能和经营能力的返乡创业人员创办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创立农产品加工、营销企业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要以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保障收益为重点，不断探索“集体自营、外联经营、合作经营”等发展模式，通过实行股份合作制，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三是，培养管理和技术人才，加强基层组织体系建设，实现“村组织+”的多元经营体制。

　　四是，根据各省(区)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树立农村集体经济典型实现辐射和带动效应。要树立一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典型，利用各种媒体宣传报道成功经验；鼓励组织各级工作人员和新农人等参观、考察和学习沿海发达地区的先进典型，使他们开阔视野，学习经验，加强合作；不定期的组织现场交流会，总结典型经验，找出差距，促进乡村振兴稳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