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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菌药物应用进行管理，能减少不合理使用和遏制细菌耐药产生。这一背景下，我国于2010至2012年先后出台多项整治方案及《临床应用管理办法》，并颁布指导细则，在抗菌药物临床分级管理、规范应用行为、促进合理应用、控制细菌耐药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强化管控。

“这些举措和管理规定，在改善我国临床感染诊疗水平落后、抗菌药品种繁多和管理指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从另一方面看，政策使得抗菌药物在临床使用的可及性上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全国政协委员、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院长陈义汉认为，上述管理规定至今已逾十年，期间多款抗菌新药上市，其中不乏国内自主创新的品种：“遗憾的是，受限于严格的品种管控、多数三甲医院不允许药品外购或临采，新药面临难以进院的窘境，在惠及患者 ‘最后一公里’折戟。”

陈义汉认为，现行政策与临床需求并不完全适配，新药可及性欠佳反而增加耐药性风险。他解释说，抗菌新药的院内缺位，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院内存量品种的重复、或大剂量使用，反而进一步加剧了抗菌药物的耐药风险。同时，品种管控的实施加快了临床抗菌药物的“披沙沥金”，但政策的设计考量聚焦于当时的存量药物，未对后继创新药物设置“政策对冲”和有效的评价体系。

如何走出用药困境、激发新药开发积极性？陈义汉建议，及时、动态更新制度，增强政策互动。具体做法包括：在目前政策框架下，对于获批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1类抗菌新药，不再纳入医院抗菌药物品种数量的计算；经谈判纳入医保的抗菌新药优先推荐进入院内品种清单；增强政策协同，加强医保谈判、药品集采等医药改革政策的互动，对抗菌药物管控与制度做定期更新，增加抗菌新药的可及性。

他还建议，进一步加强上市后的政策扶持和临床供应保障，完善抗菌药物应用、耐药评价体系和监测体系建设。“这样既能保证临床抗菌药物管理政策的延续，也可以鼓励创新，让新药研发服务于患者，为国家公共健康提供长期的战略储备。”陈义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