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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绿色金融政策框架体系、绿色金融产品体系的不断完善，中国绿色金融为新能源、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当前，高碳排放产业的低碳转型是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推动绿色金融与转型金融的有序衔接也成为当下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热议点。

　　普华永道中国区域经济与金融业主管合伙人张立钧在接受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专访时表示，金融机构在提升自身能力建设的同时，理念的转变更为重要。金融机构可借助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等绿色金融生态圈相关主体，提升自身在战略设计、组织架构、风险管理方面的能力。

　　张立钧认为，大湾区转型金融的发展当中，更大的价值在于通过打造碳交易市场，高质量对接外循环。“广州、深圳、香港三个碳交易市场应深度融合，发挥各自优势，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碳交易市场的建设，打造全球领先的碳交易中心，在低碳转型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金融机构绿色低碳管理及能力建设亟待提升

　　南方财经：如何理解助力社会低碳转型与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张立钧：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经历了快速的发展。与此同时，环境社会问题、能源利用效率、资金使用效率等问题也引起了关注。

　　在“双碳”背景下，提升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碳排放强度，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部分。未来中国的低碳转型，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在光伏、风能等相对成熟的新能源领域，传统的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规模增长迅速。对于新技术应用领域，如储能、氢能、CCUS(碳捕捉)等领域，相关技术还处于前沿的阶段，项目的未来的不确定性较大，需要引入私募创投机构等多元化的资本来参与及投入。

　　而在高碳排行业，转型金融应发挥更大的作用。可持续发展有一个概念，即不能为了实现某一个目标，给另一个可持续发展目标造成重大的伤害。高碳排放企业的绿色转型更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

　　因此，在发展绿色金融、转型金融及多层次资本市场赋能低碳转型的过程中，金融行业、金融机构正好借此机会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南方财经：目前，在支持低碳转型方面，银行存在哪些问题？

　　张立钧：正如我刚才所说，中国的绿色金融结构中，间接融资占比较大，主要以银行绿色信贷、绿色债券为主。因此，当前阶段，银行在发展绿色金融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不会，当前，银行在发展转型金融的过程中，主要面临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成本的压力。一是人力成本，金融机构需要招聘技术人员和环境专家，以支持绿色金融业务的开展；二是沟通成本，金融机构需要与其他行业、政府、社会组织进行广泛的沟通和合作，以实现共同的环境目标；三是技术成本，金融机构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以开发在绿色金融业务过程中支撑业务发展需求的技术体系，包括评估项目环境影响、风险评估等；四是资金成本，对于资金需求大、期限长的绿色可持续项目，金融机构的资金成本也较高。

　　其次，金融机构在绿色低碳的管理及能力建设有待加强。传统的银行信贷模式主要以不动产为增信手段。未来，银行更需要去了解绿色项目资产的价值。以重资产项目为例，绿色产业中的储能、发电等重资产项目，与现有的商业地产重资产项目的资产评估价值手段完全不同，而银行需要构建一套新的技术评估能力、数据获取能力和风险评估能力的体系。

　　另一方面，银行需要了解绿色转型项目的商业模式，面对“碳中和”技术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提升风险管理能力，以应对存量及增量金融资产的“碳中和”转型风险。

　　银行在发展绿色可持续金融领域存在的能力缺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成本压力限制，也受低碳金融生态体系不健全等因素制约。此外，金融机构还面临着短期利益和长期发展之间的平衡问题，这导致金融机构在对自身低碳能力建设投资的过程中更加谨慎。

　　南方财经：金融机构能力提升建设过程中，最重要、最迫切的工作是什么？

　　张立钧：我们谈到很多的如架构、人才、模型，其实都属于技术层面的问题。

　　归根到底，还是理念的转变最重要。只有理念一致了，行动才能不打折扣。

　　这个理念一定是自上而下以及自下而上的。要认识到可持续发展是真正为了更好地保护生态，保护地球，也是为了我们自己。

　　整个金融行业的从业人员，从监管到市场到机构，都要有理念的转变，认识到“双碳”不仅是一项任务，更关乎机构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在过往，商业主体的经营目的更多是为了盈利，并为股东服务。现在，国际上很多商业联盟已经提出，商业主体对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并不仅仅是只为股东服务，而应考虑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的诉求。

　　因此，金融机构在考虑平衡商业盈利的同时，也应考虑到其行为对其客户、员工以及社会的价值。同时，随着中国的碳交易市场逐渐成熟，这些价值是可以外生化、货币化的。

　　在执行层面，金融机构还需要加强对基层人员的理念灌输，通过培训、告知等方式，影响员工对发放授信、评估风险的理解，使全体员工能在理论和意识上面达成一致。

积极构建转型生态圈

　　南方财经：你提到“满足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目前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注重其产业上下游供应链的碳排放问题，金融机构可以从哪些方面创新供应链融资产品或服务，以助力产业链上下游整体向净零目标加速推进？

　　张立钧：随着全球“碳中和”的不断深入，跨国公司越来越重视其所在产业链的碳排放问题。2022年，欧盟和美国先后宣布了“碳关税”雏形——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和美国清洁竞争法案(CCA)，将分别于2023年底和2024年初开始执行。“碳关税”在欧美国家的落地执行将极大提升我国出口型企业获取国际订单的综合成本。

　　面对现状，我们需尽快在钢铁、水泥、电力、有色金属等重点行业打造全产业链的公开、透明、可信的碳足迹核算体系。

　　在上述过程中，金融机构可利用资金和信息优势，从提供低碳转型资金和路径指引服务两方面着手，助力各产业链自上而下实现可量化的低碳转型。

　　在资金支持方面，金融机构将不断创新绿色金融产品，逐步认可碳资产抵押价值，通过投资碳减排项目，向“碳中和”战略提供金融支持，助力全产业链早日实现“零碳排放”。

　　在低碳转型路径指引方面，金融机构可探索衍生出零碳转型支持部门，通过设立并不断优化碳排放标准，为其客户测算和评估生产、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碳足迹，引导其早日实现减碳目标。

　　由于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具有较大的信息优势，随着绿色可持续金融服务经验的不断积累，金融机构将形成涉及全产业链各环节的可信赖的碳排放量核算数据库，以弥合供应商碳排放调查的空白。

　　南方财经：面对挑战，金融机构如何借助转型金融服务体系，提升自身能力建设，更好地赋能低碳转型？

　　张立钧：无论是发展绿色金融还是转型金融，都需要构建完整的生态圈。

　　高碳排产业无法一夜之间变成绿色产业，同样也不能期待现有金融体系的从业人员突然之间都变成ESG专家。

　　因此，无论是战略规划、产品研发，还是金融产品的创新，都需要一个完整的生态去共同推进，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发挥 “政产学研金”全生态圈的力量。

　　其中产学研包含了学研智库。其价值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学术界为产业输专业人才；另一方面，国内一流的高校都成立了围绕绿色碳中和的研究院，学研智库在做大量绿色技术的这些方面的研究，为绿色产业的发展孵化前沿技术。

　　而如何促成学研智库成果的应用，则需要垂类的专业产业协会，如说氢能、光伏协会等组织做进一步推动。

　　最后，第三方机构在助力金融机构进行绿色融资活动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一方面，第三方机构可帮助金融机构更好地利用数字化管理工具去进行碳足迹的积累、碳排放的测算，并提供碳排放认证等服务。另一方面，金融机构也需要第三方机构提供专业的转型咨询服务。

　　在战略咨询层面，我们已经围绕可持续发展，为很多合作的金融机构进行了顶层架构设计规划，包括战略目标，转型路径规划等方面的咨询；确定战略目标后，落地执行则需要有完善的组织架构。我们为金融机构从战略架构设计、执行落地等层面提供咨询服务。

　　在运营层面，我们也在协助金融机构为其客户群体、项目类别制定分类清单。

　　此外，我们也有专门的风险管理咨询团队，将气候风险、转型风险等因素融入到银行资本计量、拨备预期损失等维度进行考虑，为银行重新调整风险模型。

大湾区应探索打造全球碳交易中心

　　南方财经：目前大湾区绿色金融互联互通进展如何？有何建议？

　　张立钧：粤港澳大湾区已在绿色及可持续金融方面进行了诸多有利于标准和规则跨境互通的探索。

　　一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建立了绿色金融跨境合作机制，旨在加强跨境绿色金融合作；另一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各地积极开展旨在促进绿色产业发展和跨境资金流动的绿色投融资合作项目。另外，大湾区还成立了绿色金融标准互认跨境金融产品工作组，力求进一步持续深化两地金融标准的衔接与互认。

　　我认为，大湾区可在探索统一绿色产品标准及执行层面更近一步，助力我国与国际绿色可持续金融标准的对接。

　　当前，香港和澳门通过借鉴国际绿色金融实践经验与法律法规，已形成相对成熟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如香港推出《绿色金融认证计划》和《绿色债券资助计划》，为绿色项目提供认证标准，并大幅降低金融机构绿色债券发行和认证成本。

　　另一方面，虽然以《深圳经济特区绿色金融条例》为代表的深圳绿色金融创新实践已领先全国，但在标准认证和推广层面与全球领先区域仍有一定差距。

　　鉴于此，建议大湾区内地城市可重点围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投资等领域，推动和港澳已有标准的互认和对接。这不仅需要推动在已达成共识的领域尽快对接，还应积极拓展共识领域，不断扩大合作，推动大湾区绿色金融产品、绿色信用评级评估、绿色统计等标准深度融合，最终拓展到全国各地。

　　南方财经：除了推动标准、规则的跨境互通外，大湾区还能在哪些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推动全国低碳转型的发展？

　　张立钧：大湾区除了在内循环体系推动低碳转型发展外，其更大的价值在于外循环，以港澳为桥梁链接全球市场。而这当中，除了规则标准的衔接外，另一个重要的抓手是碳交易市场。

　　目前，欧盟碳排放市场交易机制逐步完善，市场认可度逐步走高，碳价格已达100欧元/吨关卡。

　　相对而言，我国碳市场发展进展相对缓慢，仍面临交易活跃度不足、价格发现功能发挥不畅、主体覆盖面不足等现实问题。

　　2021年9月，《广东省深入推进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行动方案》指出，要基于现有碳排放交易市场，研究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推动港澳投资者参与广东碳市场交易，建立碳排放权跨境交易机制。

　　同年，香港金管局和香港证监会成立了绿色和可持续金融跨境督导小组，将“抓住碳市场机遇”与“建立绿色分类目录”和“建立气候相关披露及可持续汇报制度”并列，作为香港绿色和可持续金融策略计划的三大重点方向。

　　基于粤港两地已对探索粤港澳大湾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达成初步共识，下一步，我们应积极促进广州、深圳、香港的三个碳交易市场应深度融合，分别利用其交易体量全国领先、创新能力全国领先，以及国际化程度全国领先的优势，探索以碳金融为抓手，打造全球领先的碳交易中心。

　　展望未来，我们不仅期待通过这个平台，促成产品、人才等要素的互通，推动国内的碳市场进一步与国际接轨；而且，我们也期待借此平台，将部分中国具有成本优势的可再生能源技术输出到其他国家，从而推动全球低碳转型的进程。这本身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