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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城晚报财经评论员 戚耀琪

　　全国政协委员丁佐宏近些年一直关注老年人再就业问题。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丁佐宏在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不能剥夺‘初老族’通过工作实现自己价值的权利，一些以前专属于年轻人的职业也可以向‘初老族’开放，我觉得未来在我们国家甚至能够见到‘银发空乘’。”

　　在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地区，老年人不乏在许多社会岗位上发挥作用，比如空乘、看守、收费员、驾驶员甚至清洁工等。从经济性原理来看，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老龄化程度较高，相比之下，年轻劳动力资源的价格会更高。作为企业和机构，为了降低运营成本，就会逐渐选择购买年老劳动力，引导其承担那些不需要高强度体力和复杂技能的工作。比如空乘请热情老太太已经可以胜任，如果非要像某些国家那样请年轻漂亮的小姐姐，而后者本身比较稀缺，那么给出的薪水只能高得多，否则是请不到人的。

　　在许多国家，老人到了退休年龄是要退休的，想就业就要重新进入市场、重新接受招聘。这个时候，既不可能延续原来的退休前比较高的待遇，也没法去和年轻人竞争，那么这些老人被迫接受的就是技能难度低、薪水低的工作。相比之下，知识型的老年人比如老专家老教授，因为其学术地位，在退休之后可能还有一席之地，维持薪水水平，但是大部分劳动力退休之后是没有这种竞争优势的。

　　经济学家说了，只要选择，就是歧视，只要选择，就有成本。工作岗位也是资源，也有稀缺问题，这个岗位是给年轻人还是老年人，若只能选其一，那就要看给谁的收益能会更大，总成本会更小。假设需要匠心制造的手工制表业，老师傅的效能更高，活更漂亮，如果请年轻人做，出错率会更多，那么这个岗位就会让给老年人。反之，在互联网业，老人的经验反而可能阻碍创新，那么岗位资源就得让给年轻人使用。

　　对于企业来说，购买老年人劳动力的成本也需要想象。这就包括身体健康的风险、执行效率低的风险，还包括了需要增加医疗保障的成本。此外，还有机会成本，比如可能因为老年人比例过高，换来的企业活力降低、平均效率被拉低、年轻人受到束缚、社会对企业效能评价降低，等等。如果强行要求聘请老年人，企业为了消化成本，只能统一降低薪水水平，年轻人就会离开这个企业，结果老年人的机会成本就会远远大于请年轻人了。

　　支持老年人重返社会岗位，这是增加社会劳动力供给的方式。国家有必要创造更多的条件，通过市场机制，让老年人在发挥能力的同时，带给社会的总收益、总效率能够趋向更大，总成本更小。相反，如果政策实施不当，导致社会总成本反而更大，那么就应该支持老年人更好地颐养天年，而不是出来参与工作。这一切都需要长期科学客观的分析，才能给出利弊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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