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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知行合一”学说的影响愈发扩大。对于王守仁所提出的“知行合一”学说，梁启超曾有过这样的评价：“知行合一之教，便是明代第一位大师王阳明先生给我学术史上留下最有名而且最有价值的一个口号。”

 

在王守仁所处的年代，上至皇帝下至大臣们，基本都是些腐朽堕落、贪婪残暴的人，为了争权夺利而纷争不断，社会上道德败坏，世风日下，明朝的统治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在教育上，也是腐败不堪，王守仁曾经指出：当时的文人不务正业，靠钻研一些“雕虫小技”来表现自己，相互倾轧、争夺名利，外表虽然衣冠楚楚，口头上还宣扬着自己要为恢复三代的儒学正统而奋斗，内心却如同禽兽一般。当时的学校教育，由于受到科举的影响，学生都用心于记诵八股文，追逐名利。教师所教的，学生所学的，都已经不是“明人伦”的教育内容了。

 

王守仁认为，造成这些严重问题的重要原因就在于知行分离。因此，他提出了“知行合一”的主张，反对道德教育上“只知不行”或者“只行而不知”的人。他进一步提出，当时之所以会出现道德败坏的情况，除去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之外，士大夫们所奉行的程朱理学“先知后行”的道德修养方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由于把知、行分成两个部分，因此当产生不善之念的时候，虽然还没有去实施这种不善之念，但是也无法去禁止。

 

经过多年的教育实践，王守仁在“致良知”的体系下，提出了“知行合一”的道德教育主张。

 

程朱理学主张“知先后行”，王守仁则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知行合一”的主张。他指出：“知是行的主义，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他认为，“凡人”之所以不能“做圣”，主要就是由于“知”与“行”分家了，“行”离开“知”便是乱“行”，“知”离开“行”便不是“真知”。因此，他主张的实质在于把“知”和“行”结合起来，不能离开“行”而求“知”。

 

“知行合一”的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防止人们的“一念之不善”，当人们在道德教育上刚要萌发“不善之念”的时候，就要将其扼杀于“萌芽”，避免让这种“不善之念”潜伏在学生的思想当中，从而解决学生的“心病”。

 

王守仁非常重视学生志向的培养，他认为一个人要成为“圣人”，就必须先立“圣人”之志。他说：“诸公须要信得及，只是立志。”立志犹如“舟之舵”，志立天下无不成之事。他曾经对学生说：“学问不等长进，只是志未立。”如果一个人不立下志向，就“譬如一块死肉，打也不知得痛痒，恐终不济事”。立了志，更要持志不移，笃行不渝。

 

这其实再次体现了他所主张的“知行合一”的道德教育观念，体现了王守仁在道德教育中注重实践和追求实际效果的精神。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在道德教育过程中，要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意志品质，树立远大的志向，更要鼓励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努力去实践自己立下的志向。

 

而要做到“知行合一”，首先要能够静下心来，“诚意格物”，摒弃自己的私心杂念，这其实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道德修养观点。光是自己坐在那里想还是不行的，如果人老是坐在那里“冥思苦想”，坐久了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喜欢安静，讨厌活动”，甚至成为“痴呆汉”，因此人还要多多“事上磨炼”，做到“知行合一”，这才是道德的完成。王守仁指出：“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为知。”他认为，人在道德修养上要多多结合具体情况，加以实践，倘若只是空想，遇到事情的时候就乱了，不去努力实践，那平时所想的功夫，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王守仁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当有一个人看见一个小孩子掉到井里面，必然会动恻隐之心，倘若顺着这种恻隐之心的自然发展，他必定会奔走呼救，这就是“知行合一”，也就是王守仁所说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但是，倘若这个人此时转念，畏惧艰险，或者因为和孩子的父母关系不好而不前往，就是有“知”而“无行”了。

 

当然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要时刻注意对自己的道德行为进行反省和检查，也就是王守仁所提出的“省察克治”，即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要不断地进行自我反省和检查，自觉克制各种私欲，不让它们危害自身的道德修养。他提出人要自觉检讨，坚决改正，只要这种“省察”工作时常、及时地进行，经过一段时间，人就会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

 

倘若省察不够及时，已经犯了过错，也并不是件不光彩的事。王守仁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道德过错，关键是能够勇于改过从善。悔悟是去病之药，然而，光悔悟还是不够的。倘若只是悔而不悟，或悔而不改，还是要出问题。因此，改之为贵，只要能改正自己的过错，仍然可以取信于人。这就告诉我们，在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过程中，不光要培养学生勇于承认错误的良好道德情感素质，更要培养他们勇于改过的道德实践能力，也就是“知行合一”。教师在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时，要有针对性地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对症下药，让学生体会到教师的良苦用心，帮助学生树立改过从善的信心。